强制治疗谁说了算 精神卫生亟需立法

曾经青春飞扬



被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收治



2006年10月，邹宜均家人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称邹已患精神病。
(照片均由邹宜均提供)
“我被强制治疗了”
“还在等待判决。”3月20日傍晚，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素食馆中，身着袈衣的邹宜均告诉记者，作为出家人，她已把恩怨看淡，起诉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被强制治疗”的疑似精神病人“维权”。她认为，现有的精神病人强制治疗制度存在安全隐患，“没病的人很容易被强制收治”。　

回忆起被强制治疗的情景，邹宜均说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绑架”。　
那是2006年10月21日，周六，她和家人约好给父亲扫墓。在母亲的安排下，她乘坐哥哥邹剑雄的车赶往深圳市宝山墓园。然而在墓园门口，一辆面包车拦住了去路，七八个男人把邹宜均硬拉出来。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警察，你做过什么，你很清楚，跟我们回去再说。”　
惶惑间，邹宜均被推上了面包车，在车上，她被背铐手铐、旧领带蒙住眼睛、纸袋套头，还被强行臀部肌肉注射。一个半小时后，邹宜均下车后去卫生间的途中向一位女士求救，方知自己被送到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负责收治精神病患者)，她立即拨通律师黄雪涛(此前曾代理她的离婚诉讼)的电话求救，没说几句，电话就被抢走了。紧接着，她又被强行注射药物，昏睡了3天。　
“对邹宜均使用暴力强制的，是什么人?是亲属雇请的社会流氓，还是乔装打扮的医院护工?”3月2日，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邹宜均状告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邹宜均在此接受强制治疗3个月)和母亲、哥哥共同侵权案的庭审现场，律师黄雪涛质问各被告。对方含糊其词。　

3月26日晚，在与记者通电话时，邹剑雄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他说:“仅凭邹宜均的口述，不足以说明这件事是真的。”　

“我们医院派出的都是医护人员。”3月27日上午，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医务科的张医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医院非常正规，不会派身份不明的人去收治病人。　

中山市埠湖医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邹宜均多次提出出院要求，该院组织过专家会诊，结论是邹宜均患了“双相情感障碍”(临床表现为“抑郁症”或“躁狂症”)，病情描述是“交谈过程中，病人语量较多，思维略显奔逸，情绪不稳定易激动……”，需要治疗。　

“我不认为我有精神病。”邹宜均一再向记者强调。　
“除了和医院签订《委托治疗同意书》的母亲和哥哥，任何人都不能把我接出来。”邹宜均告诉记者，事发前，其三姐曾经通知她有可能被家里其他人送入精神病院。联想到在财产问题上和家人的多次冲突，她在2006年10月8日签订了《全权授权委托书》，委托黄雪涛律师代其行使一切权利，包括“探访、申请精神鉴定、对鉴定提出异议、要求精神病院释放本人”等，有效期至2007年9月30日。但是，院方对此不予理睬，黄雪涛连“探望”都做不到。　

邹宜均回忆说，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和中山市埠湖医院经过诊断后都认定她是精神病人，并给她服药治疗、派多位医生和她“聊天”(治疗手段)。2006年12月底，中山市埠湖医院杜姓、黄姓两位医生分别告诉她，她的情况很稳定，月初即可出院，但是她母亲不同意，医生们有些无奈地表示:“听家人的话吧，你就可以早点出院。”　

2007年1月26日，在被强制住院三个月零五天后，邹宜均终于“出院”了，但是在家中，她依然被当做精神病患者来对待，母亲和保姆24小时“紧盯”令她没有自由。20天后，邹宜均趁家人不备出走了，此后，她再没能回家———她的住所已被家人接管。不久，延续多年礼佛习惯的她剃度出家，现在北京静修。邹宜均告诉记者，时至今日，她的家人拒绝接听她的电话，也从来不曾和她联系。而她担心自己再被送入精神病院，所以也不敢单独呆在深圳及其周边城市。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