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情侣”能否成为“法律鸳鸯”

　　山东苍山的一对同居恋人多次抢劫杀人，在得知被判处极刑后，请求在执行死刑前，批准他们领取婚姻登记证书并举行婚礼。 　从而引出：“死刑情侣”能否成为“法律鸳鸯”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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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X0 o8 Q# u1 s' ?　　从两名死刑犯申请的内容看，他们要的是法律名份：领取婚姻登记书并举行婚礼。法律上名份可称之为法律上权利，享有法律上的权利首要条件是有法律根据，其次是权利没有被依法剥夺。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看，既没有允许死刑犯结婚，又没有禁止死刑犯结婚，死刑犯可否登记结婚处于法律空白地带。个别学者根据“法无禁止即权利”的理论，认为两名罪犯应该享有婚姻登记权。从婚姻法的角度看，个别学者的主张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法无禁止即权利”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具体适用时，又会有一些限制性条件。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婚姻法不禁止，便可结婚。但本案被告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被依法剥夺生命权的人。在讨论被告人应否享有婚姻登记权时，不能仅考虑婚姻法的规定，还要兼顾刑事法的规定与法院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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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法与刑事法属于不同的部门法，公民申请结婚，仅受婚姻法调控，不受刑事法干涉。在正常情况下，二者不会产生冲突。但具体到本案被告人身上，婚姻法与刑事法产生了冲突：从婚姻法的角度看，被告人可以享有婚姻权，因为“法无禁止即权利”。从刑事法的角度看，被告人又是被判处死刑的人，他的生命权已被剥夺。婚姻法与刑事法被告人身上同时发生作用，难免会发生冲突。婚姻法与刑事法的冲突，实质上是生命权与婚姻权的冲突。如何解决二者的冲突？二者的关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从二者的关系看，婚姻权与生命权同属于基本人权，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存在依附性：婚姻权深深地依附于生命权。婚姻权的行使以生命权的存在为前提，一个人的生命权被依法剥夺，他的婚姻权必将受到影响。从程序上看，被告人已经被两级法院判处并维持死刑。被告人的法律生命已经结束，属于法律上的死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死人是不能享有婚姻权的。尽管在执行死刑前，两名被告的自然生命仍然存在，并且应该得到尊重。但结婚登记权是法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既然被告人的法律生命已经结束，又何谈行使或享有法律上权利？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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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9 v$ x- R5 k' P3 U　　另外，不能根据网络不全面的调查，就认为民众赞成两名被告人享有婚姻权，进而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名义给予被告人婚姻登记权。从正义网的调查看，截止2008年1月26日16时，有170人参与投票，其中，123人赞成，47人反对。赞成与反对的比例分别是：72.35%；27.65%。? 与中国近1.2亿网民相比，正义网的调查样本显然偏小，很难说代表了”网意“，更难说代表了”民意“。


# I8 q& O6 o# B; J8 `　　当然，本案的两名死刑犯不能享有婚姻权，不代表其他死刑犯不能享有婚姻权，包括生育权。几年前，浙江一女性公民为被判处死刑的丈夫申请生育权，浙江省司法机关没有同意。司法机关不同意，不代表当事人的申请就没有道理。结婚、生育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削减、不得剥夺。基于前述，死刑犯本不应享有婚姻权，但婚姻具有对偶性，只有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正常婚姻。如果公民只爱罪犯，不爱他人，他或她爱恋的对象又无法替代。为了保障无辜公民的合法权利，只得让死刑犯享有婚姻权，包括生育权。死刑犯的婚姻权来源于他人的权利，可以称之为受益性权利或添附性权利。死刑犯不是在享有自己的婚姻权，而是在享有爱他的人添附给他的婚姻权。法律只能剥夺被告人自有的权利，不能剥夺他人给予的权利。本案被告不能享有婚姻权，不仅在于他们的法律生命已经终结，而且在于没有公民愿意将其婚姻权添附给他或她。


　　让死刑犯享有婚姻权，有利于保障人权，特别是保障无辜公民的人权。在死刑犯留有后人的情况，还可将罪犯家属情感从死刑犯身上转移到他后人身上，化解死刑犯家人对政府与社会的仇恨，减少不和谐因素。从社会发展看，应该允许死刑犯享有婚姻权，但在具体执行时，必须规定限制性条件，防止死刑犯借机逃脱法律制裁。


# N- }9 h) {' T# k　　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1/24/content_7484046.htmA>.


　　http://jc.jcrb.com/polls/result.aspx?pollsid=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