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揭开跨国公司窃取国家秘密的路径

国家秘密保护比商业秘密更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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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拓员工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案 中方掌握确凿证据·澳力拓集团4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拘捕
自7月5日案发以来，力拓案愈演愈烈。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等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被依法拘留。连日来，首钢、济钢等企业也被曝牵扯其中，一时间，钢铁行业消息满天飞。

国家秘密有完整法律保护体系
“从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的证据看，力拓案涉及的主要是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当然也不排除商业秘密罪和商业贿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王海桥表示。
根据有关部门通报，胡士泰等人自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对此，澳外长史密斯连续数日夸张地指责中国，称中国的保密法把澳大利亚“搞糊涂了”，澳媒体和反对派也齐声合唱，质疑中国“乱抓人”。
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副总告诉记者，“几乎每家大型钢铁企业都有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都有着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而国家秘密保护比商业秘密更严格、周密、灵敏，并带有强制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其中既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科技、安全，也包括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也在保护范围之中。

“虽然整体上而言，国家秘密的范围相对比较宽泛，但经济情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之重要不言而喻，加大打击力度也在情理之中。”王海桥说。
中国从2003年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之后，作为全球最大需方，却从未获得铁矿石交易的定价权，在谈判中屡屡“败北”，屈服于对方的高额要价。
这其中有多大的损失无法统计，但最近6年，钢铁企业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1倍多。
而提供、出售数据和资料，在力拓案发生之前早已有之，据媒体报道，中钢协统计部一位人士曾在国外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将一些数据拿出去卖给国外矿山公司，因没有造成损失而没被追究。

“事实上，哪些是国家秘密，哪些是商业秘密，牵扯其中的人应该很清楚。”宝钢的一位高层表示，他同时否认有宝钢高层人员被调查。
对于国家秘密来说，有着严格的定密程序，除了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会同中央有关机关规定的国家秘密外，各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也应当按照程序确定密级，采取保密措施。

对于商业秘密而言，企业也通常会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在劳动合同中签订竞业禁止等约束性条款。
              
         
        
      
      
         
           
               
　　应严厉打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
如果胡士泰等人构成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根据刑法第111条规定，将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面临的将是死刑。王海桥分析，若其中还有商业贿赂行为，将根据刑法的牵连犯理论，追究的仍是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

而国内提供情报的钢铁从业人员除了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外，可能面临的是商业贿赂罪等数罪并罚。
业内人员告诉记者，跨国公司通常有两个渠道获取商业情报，或者高薪“挖角”，或者通过贿赂的手段套取情报。
即使企业谈判中不涉及国家秘密，也可能涉及商业秘密，除了绷紧“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这根弦外，商业贿赂也成了力拓案中各方关注的焦点。
去年的“奥运包厢”事件中，先后有中国的宝钢、马钢等钢铁、有色金属企业的高层出现在必和必拓的“奥运观光团”中。据媒体报道，必和必拓白天邀请“贵宾”观看奥运比赛，晚上安排客人下榻房租逾千元的酒店，还请来著名女歌手来为“贵宾”们献唱。

一位刑法专家表示，我国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上相对谨慎，打击范围比别的国家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贿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而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我国商业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的特殊服务并未涵盖其中。

“但从近年来曝光出的案件看，像免费旅游、看比赛看表演等变相的行贿都应该在打击范围。”他说。
近几年来，面对跨国公司频频曝出的商业贿赂事件，有关部门似乎无所作为。在去年德国西门子贿赂案件中，涉案人员由西门子所在国的当地法庭进行受理，并未由中方进行处罚和受理，还有一些跨国公司的贿赂行为并未得到实质性惩罚，甚至波澜不惊，不了了之。

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在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上存在法律真空，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分析，“除了对跨国的非公司组织比如奥组委，没有法律规定外，我国对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没问题。之所以感觉雨点小，原因有两个：在执法意识上和执法力量的分配上，更重视查处受贿，而不是行贿；更重视政府部门的受贿，而不是非政府部门的行贿受贿，这需要执法部门改进。”
（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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