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揭秘奥运会安保细节

“一条路上有多少棵树，每棵树有多高，站到树上能看到哪儿，都得一清二楚；再说井盖，每个井盖具体在什么位置，井里能通到哪，井盖里能不能爬上人来，事先也得一个一个查清楚。”
    2008北京奥运会安保民警讲述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细节时说，“按照奥
运安保工作的统一标准，场馆周边所有的情况我们都必须了如指掌”。
    杨玉朋，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一名年轻的副队长。可自从2006年1月从预审处调到治安支队那天起，杨玉朋就没真真正正在治安支队干过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三年，光忙活奥运的事儿了。”      
    杨玉朋是和奥运走得很近的人，从海淀公安分局成立奥运安保筹备小组之初，他就是成员之一。到2006年10月分局正式成立奥运分指挥部办公室，杨玉朋担负起了主要的协调职责。奥运期间，杨玉朋几乎就扎在了五棵松场馆群，因为他同时还是五棵松场馆群的指挥经理，负责协助场馆安保副主任进行场馆的日常管理。
　　工作细到每个井盖都有专人管
    虽然奥运会结束已经有些日子了，可谈到奥运安保工作，杨玉朋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记者问他对奥运安保工作最深的印象，杨玉朋冲口而出一个字———“细”。
    “你都想象不到我们的工作细到什么程度。”杨玉朋回忆当初，明显有了点兴奋，“按照奥运安保工作的统一标准，场馆周边所有的情况我们都必须了如指掌。比如一条路上有多少棵树，每棵树有多高，站到树上能看到哪儿，都得一清二楚；再比如说井盖，每个井盖具体在什么位置，井里能通到哪，井盖里能不能爬上人来，井盖里会不会放什么东西，事先都得一个一个查清楚。”
    2007年夏天最热的日子里，杨玉朋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就是在五棵松场馆外围的大街上度过的。烈日骄阳下，总能看见几拨民警围着场馆外面的电线杆、井盖和垃圾箱打转，认真地测量和记录着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任何蛛丝马迹；对着大街和过街天桥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往哪“摆人”。
    “就拿井盖来说吧，找准位置是第一步，我们还得分清楚每个井盖都是什么井，然后找到井盖的业主，联系主管部门，给每个井盖都找到负责人，名字、电话都得明明白白。”杨玉朋对记者说，“五棵松场馆周边几千个井盖，整个海淀区十几万个井盖，我们就是这么一点点管控起来的。”
    为了管理到位，海淀分局还专门研发了一套计算机系统，只要点击地图上某一个重点位置，其周边所有的详细信息就全部一目了然。
    作为海淀分局参与奥运安保的一名民警，杨玉朋对工作之“细”的另一个明显感触就是分局搞的警力测算。杨玉朋告诉记者，当时，海淀分局每一名参与场馆安保的民警都拿到了一本“安保运行手册”，手册分成通用手册和个性手册两种。通用手册主要就是一些奥运场馆安保的政策、要求、证件识别等基础的知识，而个性手册则是在对全局安保需求和警力情况进行综合测算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场馆不同类型比赛的不同要求、不同安排，为安保民警制定的详细工作时间表。
    “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们全局每名民警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干什么，全都在手册的警力测算之内，而每名民警下一刻应该干什么，警力测算也已经告诉他了。”杨玉朋说，“当时，我们民警的感觉就是，拿着这本手册上岗心里特别有底。”
　　紧张程度不亚于一场大战
    面对奥运安保的高要求，前期工作做得再扎实到位也代替不了真正安保工作中的随机应变。在杨玉朋的脑海里，最紧张的一次经历就是8月10日晚上的那场中美篮球大战。
    今年奥运期间，中美男篮大战无疑是受关注度最高的赛事之一，当晚到场的就有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15个国家的首脑和政要，持有贵宾证件的观众总数达到1000人，另外还有16000多名热情高涨的持票观众冒着瓢泼大雨汇集到五棵松篮球馆。但是，按照五棵松篮球馆的基本配置，贵宾席位只有500多个，一下子来了1000名贵宾，如何安置成了当天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当晚，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紧急启动了‘预留座席’，为没有座位的贵宾每人发放了一张印有座位号码的卡片，每张卡片对应一个为防止‘涨台’而事先预留的席位，这样解决了大部分贵宾的座位问题。可预留座位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一小部分人还是没有座位。怎么办？”杨玉朋在回忆当晚情景时，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焦急的神情。
    可还没等杨玉朋按照确定方案将剩下的贵宾安置完毕，耳机里就传来了呼叫他的声音———布什一行人到达场馆。杨玉朋马上跑回预定岗位，按照既定的安保方案部署警力到位，护送布什一家及随行人员安全进入场地。“布什刚刚落座，我正要跑回去处理‘涨台’的事，耳机里又喊上了，另外一个总统到达场馆。没办法，只能先把总统接进来再说。”
    杨玉朋回忆说，当天最明显的感觉反而是“麻木”：“脑子根本不是自己的，容不得你思考要干什么，都是事儿赶着我走。除了‘涨台’的情况要处理，距离开赛时间不到半小时，赛场入口安检大棚观众集中到场，安检压力过大，怎么疏导？篮球馆地下能容纳1000辆车的停车场全部停满，再来的贵宾车辆停在哪？两个国家首脑同时到达，保卫力量怎么上？让谁先走、谁后走……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堆在眼前，真跟打仗似的。”
    当然，这些问题最后都一一得到了顺利的解决。但在杨玉朋的印象里，那天晚上的篮球比赛他好像根本就没看，一直带着保安或是民警在偌大个场馆里一圈又一圈地清理站在疏散通道上看比赛的人员，等到想起来看眼战况时，发现三节比赛都完了。可就差最后一节比赛了，杨玉朋又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能容纳一万多人的赛场里，坐满了大批的要人和黑压压的观众，等会儿散场能不能安全顺畅地疏散出去，让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汗。
    “当听到布什要走了，我的心真的提到了嗓子眼儿，心里一个劲儿地念叨，就差这一哆嗦了，千万别出岔子。”终于，观看了一场精彩比赛的布什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五棵松场馆，16000多名观众有序地从场馆内疏散，刚刚人声鼎沸的篮球馆慢慢恢复了平静。杨玉朋忽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了看台上，望着空旷的篮球场一动不动，脑子一片空白。
    事后，杨玉朋感慨地说，多亏了当天下午分局局长张伟刚始终坐镇在篮球馆安保指挥中心，突发状况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领导的明确命令。不然，这么多现场情况，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
　　“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扛下来的”
    从2006年开始投入到奥运安保工作中去，杨玉朋的神经就始终紧绷着。
    “我们从正式进入奥运安保状态起，几乎就没什么休息的概念了，大部分时间都住单位，一个星期能回一两次家换换衣服。等到临近奥运的时候，基本上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凌晨一二点钟睡觉算是正常，为了讨论安保方案熬个把通宵都是常事。奥运会开始后，每个民警都是高强度的工作。”杨玉朋说。
    “说实话，当时真没觉得怎么样，满脑子就是奥运安保的事儿，根本就顾不上什么休息不休息，能不能回家的问题。可现在你让我回想当时的状态，我自己都觉着不可思议，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扛过来的。”杨玉朋告诉记者，当时五棵松场馆群安保副主任周兵一个多月始终住在篮球馆里，连衣服都是家里人洗干净了送到场馆，赛事结束时他整整瘦了20斤。与周兵以及其他很多同事比起来，他还算好的。那些负责棒球比赛的同事们，在北京8月的酷暑中就一天一天地站在场地上，风吹日晒。“中韩对抗赛那天，因为出现平局，只能打加时，一场比赛从早上8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两点多，民警就在太阳下这么晒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奥运会期间晒出的黑斑没有完全好，还需要天天抹药止痒止痛。”
    杨玉朋告诉记者，这三年下来，他最高兴的时刻就是残奥会闭幕式的那天晚上。
    当天，杨玉朋和同事们都在鸟巢，参与残奥会闭幕式的安保值勤工作。眼看着圣火一灭，心里说不出来的轻松。杨玉朋立即掏出电话，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结束了，能回家了！”
    可时过境迁，现在的杨玉朋再提起奥运，心里总觉着没着没落的。如今，他仍然没和奥运脱开干系，仍然在海淀分局奥运分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整理奥运给公安工作留下的一笔笔珍贵“遗产”，将奥运期间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和固化，使奥运精神和奥运财产能够继续延续和发展下去。(李松 黄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