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默者的历史

　　   那些沉默者的历史：从《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  
      
         
     李猛  
      
         
    船，在中世纪，是一个广泛流传的形象，特别是教会之船，这艘由教士掌舵的船，满载基督教徒的灵魂，安全地驶向了天国的港湾。然而，在博斯的画中，船中拥挤、躁动的乘客，不再是天国的信徒，而是些饕餮之徒、贪婪之辈、在种种欲望的折磨下难以脱身的人，一句话，是人类的罪过与愚行。因此，他眼中的船，不再是德性与虔信之船，而是“愚人船”。而这艘《愚人船》不仅载着古怪的乘客――酒鬼、淫荡的教士和修女、宫廷弄臣，“船”本身的形象就非常诡异，整个船的桅杆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一只夜枭在树丛中露出了它狰狞的面容。在另一幅名为《着火的愚人船》的炭笔画中，桅杆则是插在一个巨人的脑袋上，这艘着火的船其实根本没有在航行，是这个巨人肩负着这些依旧在火焰中暴食狂饮的愚人们，蹒跚而行。而在著名的《地上乐园》三联画中，那个一脸悲哀和嘲讽地回过头来的树人，他的双腿同样踏在两只倾斜的“船”中。如果我们想到在《草屑车》中，愚人们乘坐的将是更加奇特的“船”：一辆由人面鱼身的魔鬼拉着的草屑堆成的笨重的车，那么这些形象诡异的“愚人船”倒反而显得平常了。为什么当愚人们行进时会乘坐如此奇异的“交通工具”？难道仅仅是为了昭示这个现实世界因这些愚人的罪过而濒于虚幻？或者，这位伟大的尼德兰画家，早在近500年之前，就用他的画笔捕捉到了未来的时代中充斥世界的荒谬？贡布里希，在一篇解读博斯的画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注意，在博斯这些滑稽、奇异乃至幽默的形象中，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稳定和转瞬即逝。无论乘坐的是船，还是草屑车，愚人们都处于一种危险的平衡中。在博斯为《智慧之书》绘制的插图中，愚人说，“命运，我们尊您为女神，置您于天国”，而对面的智者却反驳说，“相信美德吧，命运多变，胜似流水”。   
      
         
    当福柯站在卢浮宫中，面对博斯的《愚人船》，他也许会想到命运女神头顶的愚人口中的谵妄之辞。在牢固、稳定的美德面前，这些愚人们的快乐，在多么地不稳定，它们终将被取代，或者说被囚禁起来，固定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死板空间中。在一次演讲中，福柯曾隐晦地透露了自己的态度，“船是想象力最丰富的源泉，船是绝妙无比的另类。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将会干涸，间谍取代了探险，警察取代了海盗”。   
      
         
    《疯癫与文明》讲述的就是“船”消失的历史：“禁闭”怎样取代了航行，疯人院如何代替了愚人船。   
      
         
    布兰特在长诗《愚人船》中写到，“整个世界陷入阴沉的黑夜，…而每一条街道都能看见愚人横行”。仅仅过了一个半世纪，愚人就不再在街头巷尾出没了，围墙将这些“另类分子”禁闭在总医院、教养院、城堡和收容所中。对于美德共和国来说，这些人是听凭命运摆布的不稳定分子；对于治安的王国来说，他们是危险的个人；对于新的工作世界，他们意味着游手好闲和纪律松懈。现在的任务，是要使他们“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这些曾经乘坐“愚人船”自由漂泊的人，现在却要终生死守在他们的牢房中，只不过随着所谓“人道”和“科学”的进步，这个牢房从囚禁的场所变成了医疗的空间，而病床最终又变成了弗洛伊德面前的躺椅。   
      
         
    作为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的奇异程度，丝毫不亚于博斯的画。法国著名作家布朗肖评论说，这是让大学与非理性面对面地碰撞。不过，这次碰撞似乎并没有给福柯带来多大损伤，反而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名。尽管在心理学界，特别是在精神病学界，不乏反对的声音，萨特为首的哲学界也十分冷淡。但主持答辩的著名科学史学者康吉兰对此书大加赞赏，在福柯去世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回忆起这本书最初如何令他着迷，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事件。局限、界限或者说极限（limits），这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布朗肖说，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癫狂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界限的历史，借助界限，一种文化排斥了某些东西，将它们放在了言语的边界之外，成为写作难以到达的外面。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福柯的这本成名作，界限及越界（中文本译为“越轨”，似可商榷），就是洞见这部疯狂的历史的眼睛，不过不是上帝的眼睛，更象是博斯画中被戴上了荆棘之冠的耶酥基督的眼睛，没有宽佑，只有嘲讽。   
      
         
    “界限”这个词也使我们意识到，这本书尽管受到了康吉兰和法国认识论传统的泰斗巴什拉的赞誉，也赢得了年鉴学派的象征布劳代尔的褒扬，甚至被罗兰·巴特引为结构分析的同道，但这本书的真正“教父”却既非法国的科学史传统，也并非年鉴史学或是结构主义（后来的《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倒更能看出这些倾向的影响），而是塞尔和布朗肖提到的尼采和巴塔耶。是的，正是尼采，赋予了这部历史以某种异乎寻常的光泽。《疯癫与文明》堪称一部现代性的《悲剧的诞生》，只是这部悲剧的主角，尽管他的姿态暴露出一个在激情、痛苦与狂喜中挣扎的身体，但却没有象萨特剧中的人物那样喋喋不休，我们只能隐约地听到含混的咕哝，这个悲剧的主角没有自己的声音来言说，理性占据了他的位置来发言，夺去了他发声的权利和能力。因此，《癫狂与文明》是一部沉默者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却只能借助那些囚禁他们的看守、医生、政府官员之口来讲述；我们只能看到围墙与边界，无法真正涉足另外的空间。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生存添加色彩的东西都没有历史：我们到哪里去找爱的历史，贪恋的历史，妒忌的历史、良知的历史、虔敬的历史和残暴的历史？甚至一部法律的比较史，或一部惩罚的比较史迄今也一样付诸阙如。”《疯癫与文明》是一个努力，然而一部真正响应尼采的伟大号召的“惩罚的比较史”却要等到《规训与惩罚》一书才真正完成。   
      
         
    在许多方面，《规训与惩罚》象是《疯癫与文明》的姊妹篇。后者的许多意象将再次出现：从场面浩大的仪式到禁闭的牢房的深刻变化，穷于分类的知识以真理的名义的介入，表面“人道”实则更加微妙有效的权力技术，以及在这些权力－知识之下挣扎的人们。而且如果我们去看福柯在此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演，就会注意到，正是因为关注精神病学与监禁和惩罚的关系，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技术与真理体制之间的关联，使福柯最终撰写了一部监狱的历史。但这些相似与联系，却不能使我们忽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实现的重要的转变。   
      
         
    在《疯癫与文明》中，最初置身边缘，在港口和港口之间的水面上流浪，转而被禁闭在科学的分类体系和阴暗的牢房中的“另类分子”，多少带有一种现象学式的“直接经验”的意涵，尽管不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但却不乏梅洛·庞蒂的痕迹。这种现象学的乌托邦，虽然是以“另类邦”（heterotopias）的面目出现，但仍然染上了一些幻觉的色彩。而书中的有些段落，正象塞尔所言，听起来有些黑格尔的味道，象是一部阴谋的历史。尽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含蓄地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但直到《规训与惩罚》，他才真正克服了这些弱点，撰写了一部无愧于尼采精神的伟大的谱系学作品。   
      
         
    或许《规训与惩罚》之所以能够超越现象学的乌托邦和黑格尔式的“精神史”，就在于，设置界限的权力，从禁闭的形象迈向了规训的形象。从单纯的压制、禁止、排斥这样的观念，转向了监视、操练、安排、布置等新的技术和策略。这一进展，无论对于福柯本人，还是对于整个权力分析乃至社会理论，都非常重要。   
      
         
    规训，或者用我个人更偏爱的译法，“纪律”，一直是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问题。在韦伯的笔下，清教徒正是借助纪律，创造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工作伦理，命运与自由，这两个看起来针锋相对的力量通过纪律结合成为深刻的二律背反结构；而福柯笔下的纪律，却象博斯画中的那个美德女神，希望通过道德的准则建构一个牢固稳定的王国，秩序从时间表到严密的空间安排，最后落在被一丝不苟地训练过的身体上。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基石就是被“政治解剖学”无休止地分析和操练的“微不足道的身体”。   
      
         
    不过，如果仅仅在《规训与惩罚》中看到纪律的一面，大概只能算是看到了书的一半。监狱的历史不仅如尼采所言，是一部错误的历史（因此，经济决定论、意识形态理论这样的目的论和人道主义的辩护词都不足为凭），还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所以，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也同样难堪大用），而福柯分析最精彩之处在于，他揭示了监狱和精神病院一样，并非因为有用、有功效才得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却恰恰是因为它的错误和失败，才面临技术上的反复改进，话语上的精心斟酌。因此，这部历史的动力，就是这些错误与失败，人类真正的“愚行”。而纪律，也正是因为错误与失败，才变得方法上更加精密、理由上更加充分，应用上更加广泛。不过，错误与失败的另一面，是那些越界者，那些不断与权力相撞击的人。权力在与他们的斗争中磨砺了自己的武器，而他们也在与权力无休止的反抗中，在历史的链条上打下了一个个缺口。只不过和《疯癫与文明》中一样，我们依旧只能透过这些沉默者的死敌才能了解他们，通过权力技术的改进获知他们的反抗，在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   
      
         
    因此，福柯的努力，在《规训与惩罚》中，和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样，是听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的告诫，没有记录一部窒息生命的历史，而是撰写了一部为历史带入生命的气息的“反历史”。所以，今天面对《疯癫与文明》或《规训与惩罚》这样的著作，我们并非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地发现所谓“西方”社会的“肮脏历史”，而是使我们有机会直面我们已经经历，或者即将经历的历史命运。而如果我们回到福柯晚年对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的讨论中，我们就会明白，所谓成熟不过是我们是否有勇气来面对这样的历史命运。能够在我们的现在和历史中，找到同样与历史抗争的力量，面对历史实验自由的力量。  
      
         
    福柯曾提到博斯的一幅画，《治愈愚人》。这幅画更常见的题目叫《石头手术》：笨拙的医生打开愚人的脑袋，想要从中取出一块愚人石，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正是这块石头才使上帝的伟大造物变成了疯癫的愚人。然而在淋血的脑袋中，医生的手取出的却是――花，一株郁金香花。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那些沉默者的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么就要留心，当我们手中愚笨的手术刀落在他们头上时，刀溅出的鲜血不会玷污了这株郁金香，尽管它也是愚行的象征，却带着一些我们永不知晓的迷人香气。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