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了”别解

　　人生于世，纷争不免。对于民事纠纷，解决的方法不外乎二条：私了或公了。出于对官家的畏惧，人们轻易不会上法院，私了实际上就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私了并不象某些“懂法”的人所指责的，是中国人不懂法、愚昧无知的表现。实际上，即使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西方，私了也是大量存在的。
    司法当然有其制度优势。司法严格的程序规则被用来确保判决的正确和权威性。然而，司法的劣势也正在此。司法讲究程序和从容。程序的特点是照章办事，死板、僵化、不尽人情。司法如过于因情而异，则法律将被扭曲。一起纠纷通过诉讼程序，没有一年半载很难“搞掂”，一场官司打上三年五载早已不是新闻。诉讼令人“头大”，此是一个原因。诉讼的结果是判决。从积极意义上说，判决是权利的证明，令胜诉的人喜上眉梢，但同时它又在败诉者心中作梗，使他胸意难平。一有机会，就会旧仇新恨，齐上心头。
    同样是一起纠纷，如果私了，它可以是这样：上午发生纠纷，中午热心肠的“邻家大妈”就可能出面调处，晚间，干戈也许已化为玉帛。私了的价值在于能够迅速解决矛盾，而且由于双方未撕破“面皮”，正常的邻里关系、商业关系得以维系。
    在解决纠纷方面，法官不同于大妈还在于运用的手段上。法官作为国家官员，其依赖的是国家暴力。被告不到庭，法院可将其拷上大堂。司法有其尊严，法官不可以自贬身份，送法上门。法官更不应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参与当事人间的讨价还价。无原则地调处，表面上解决了纠纷，实质上是以损害司法的尊严为代价，使法官不象法官，更象邻家大妈。
    民间调处则无这些限制。由于是民间行为，即使一定程度上的不合法也与司法尊严无涉。大妈们可以“不讲原则”地送法上门，而且为了打下感情基础，可以赔一方当事人淌泪抹眼，以泪水化解冤仇，而司法却轻易不相信眼泪！
    民间调处由于是在纠纷发生的当地解决，调解人对于纠纷的真情、历史背景以及应动用什么“关系”来解决，心知肚明，而端坐大堂之上的法官由于远离纠纷发生地，“脱离实际”，对于纠纷的真情两眼抹黑，必须借助于证据来判断，这是一个费力的笨办法。同样，由于在“当地”解决，当事人迫于乡党们的舆论压力，多少要讲点良心，说些真话，在熟人面前撒谎总比在生人面前撒谎更让人脸红。而纠纷一闹到遥远的法院，在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解决，为了赢得这场“最后的、正式的”战争，昧良心，说假话，自然成了诉讼常情。讲良心谁打官司呢？
    民间调解之所以可能和必要，另一个原因在于许多民事纠纷并无法律上疑难问题。法院处理的大量债务案件、损害赔偿案件其法律上的结论实际上很清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其间的道理谁都懂，何需劳法官的大驾？
    民间调处与司法解决有一种互动关系。民间调处是以强大的司法权威作为后盾的。司法如果软弱无力，使债务人可以通过诉讼得到甜头，则人们将不再衷情调处，民间调处也就无存身之所。司法的威摄会使调处的结果更合乎法律。
    从相反的一面，如果民间调处瘫痪，法官势将被淹没于诉讼的海洋。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司法改革不能仅仅限于在法院内部做文章，更不应该一提到加强司法，就情不自禁地想到要招兵买马。相反，应思谋一套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将纠纷大量地消化于民间。
    不让法官过于沉浸于“细故”，是因为法官实际上是我们大家出钱供养的官员。如果法官拿着丰厚的薪水，开着“公家”的汽车，却办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从国家的角度，实在是在做赔本买卖。所以，在法治国家，国家虽然应保证通往司法的道路畅通无阻，但国家决不应鼓励百姓为了蝇头小利而斗讼公堂。国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规范、鼓励私了。进一步而言，即使纠纷进入法院，也应设置一些前置程序，使纠纷在被提交给法官之前，由一些司法辅助人员（待遇远低于法官，供养成本较低）尽可能地善处。在美国，进入法院的案件约有90%在开庭之前即得以解决。我国台湾不久前也加强民间和开庭前的调处程序，或者说，完善了开庭前的私了程序。
    歧视私了的结果是纠纷蜂涌至法院，为此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官职位。日本全国仅有2828名法官，法官人数与人口总数相比为1比43570。按此，我国仅需约3万名法官，而我国现有法官约14万人，将近日本的5倍。法官过多，国家限于财力，只好粗茶淡饭地慢待法官。实际上，为保证法官是由人类最优秀的人员组成并保证其生活无忧、独立审判，高薪是必备条件。高薪供养法官是世界上法治国家的通例。法官如果太“孤寒”，一脸菜色，满腹苦水，就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追名逐利。当别人请求通融时，作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法官只好投桃报李。司法权在此成了法官交易的资本。
    庞大的法官队伍不仅使高薪成了痴人说梦，而且最终还可能使改革的理想虚化为泡影。平心静气地想，私了－－即使不是鲜花一朵，至少也不是毒草一株。
    （注：此为旧文新贴，为版主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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