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5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首先，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经验的历史学家。我自己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看作是理论家，我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我在这儿所能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我所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依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疑难。
    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将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赏，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让我先来讲一讲我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的理论运用中最诱人的陷阱。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将它们分为四个主要的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一、不加批判地运用
    我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论的。我相信这不是华盛顿大学在教学安排中有意设计的产物，毋宁说，这是我的在校导师们的史学风格所带来的后果。
    我依然能回忆起我“在田野中”（为准备毕业论文而在日本和台湾作研究）首次与那些来自其他学院的研究生们（尤其是那些系统地接触到理论文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生）的接触。他们对我的评价类似于“聪明有余，而训练不足”这样的说法，而我出于自卫，则称他们为“脱离实际的空谈者”（facile lightweights）。此后的一些年我仍然还在抵制理论，自认为我所受到的训练是正确的并加以捍卫。
    在完成第一本关于梁启超的著作（Huang，1972）之后的一些年中，我最终开始阅读理论，这时我发现理论使我兴奋起来，与我所读到的经验史学的学术著作以及60年代我们中国学领域学术概念极其贫乏的状况像对照，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繁纷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多端的和强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于那时我们中国学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专著。
    一旦接触到了理论，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已经旅游了风景胜地，而其他人只能听说而已，我迫切地想讲述甚至炫耀我新发现的那些“理论洞见”。想显示我是如何变得在理论上“具备了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正是这种诱惑促使我把一些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中。
    我尤其记得这样一些概念很有吸引力：“无产化”、“阶级联合”、“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道德经济”。将这些概念全盘运用到我的研究中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概念确实有助于理解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乡村的大部分材料。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华北这部著作（Huang，1985）的人们，很容易发现上述每一个概念对我产生的影响。
    事后来看，如果说我在使用那些概念时还保留一些批判性辨识的话，那应当归功于我所使用的材料的丰富性。满铁调查的巨大力量在于这些材料中丰富的细节。中国法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