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化、低龄化及其他

　　据说，中国现在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其实，比人口老龄化超前得多的是干部的老龄化问题。干部老龄化让人想起古罗马的元老院，那些白发飘逸，手持权杖的老人，充溢着长者的风范和官场的威仪，然而事事凭经验、找感觉，紧皱眉头搜肠刮肚，要体力没体力，要活力没活力，老年人的那点安全感全被颤颤巍巍的身躯抖没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是经济的重负，而干部的老龄化则引起人们对未来的恐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云：“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不必得一官、进一职”，把“老大中国”暮气沉沉的用人体制描绘得淋漓尽致。说到底，就是将锐气、干劲、智慧统统消磨殆尽，才“给说法”、“有交代”，让人心灰意懒，大失所望，让国家落得“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的可悲结局。一代伟人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干部结构老化的严重后果，倡导干部年轻化，打破了建国以来颇为沉闷的用人格局，如今，年轻化已成为现代干部体制的一个显著标志。
　　事物的发展往往有个度的问题，本来，年轻化是针对年龄结构的老化而言的，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指标。但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大反其道，视年轻化为选拔用人的不二法门。因为退休年龄是法定的，于是让干部提前离岗；公开选拔、公务员考录的年龄也一降再降，35岁、30岁、25岁，年龄步步靠前，年轻化向低龄化逼近。一些大学生刚出校门，便入仕途，甚至连起码的待人处世之道、生活自理能力尚勉为其难，便担当起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大任，岂不是令人诚惶诚恐？
　　用人不是选美。选干部不仅要年轻漂亮、风流倜傥。以貌取人，势必剥夺了那些其貌不扬、大智若愚者的机会；凭年轻说话，就会寒了大器晚成、厚积薄发者的心。年龄的限制将一大批勤奋工作、默默奉献、有志有为者拒之门外，所谓“公平”，只不过是在少数人中运行的法则，低龄化与老龄化一样，走进用人的怪圈。
9 r4 H' J& O9 V5 W　　用人不须作秀。选干部不必装腔作势，往自己脸上贴金。有些地方，动辄推出改革新举措，制造新闻效应，把用人低龄化作为出新出奇的好文章。用年龄小的干部，显现思想之解放，气魄之庞大，思维之超前，改革之决心，以证明自己有胆有谋，工作有力度有深度。用的是别人，摆的是自己，个中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也。其实，用年轻的人，特别是把低龄者推到要职，本无可厚非，要看用人的出发点，是不是从实际出发，为事业所需；关键是看用者何人，是不是真的英雄少年。
　　用人不能攀比。选干部更需要理性和智慧，从中央到地方，对干部年龄的要求愈来愈小，毕竟是和肩上的责任是成比例的。但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也攀上了，你用35岁以下的，我就用30岁以下的；你用28的，我就用25的，年轻化成了“招牌”，低龄化成了“亮点”，你方唱罢我登场，搞的是轰轰烈烈。
4 k/ \* U6 Y( E6 L( Z* D8 S　　年轻化确实是用人的一个资本，但既非唯一的资本，亦非首要资本。
　　年轻化要有品德作包装。有志不在年高，怀鸿鹄之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是为真英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乃共产党人的真修为。没有品德的包装，年轻意味着自私，意味着丑陋，意味着危险。把权力授予品德低劣者，就是对公众的犯罪。
　　年轻化要用知识作陪衬。智慧使人美丽，知识是年轻最生动的注解。通古今之变，明生死之道，有点文化底蕴，才能有效驾驭权力，正确履行职责。否则，出口露出浅薄，举手投足放荡粗俗，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恐怕只能“虞兮虞兮奈若何”了！使用无知的干部，无异于透支事业。
　　年轻化要有专长作羽翼。年轻人在领导岗位上要有一番作为，光靠油头粉面、油嘴滑舌、油腔滑调，只能骗得了同样肤浅的领导，却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禁不住实践的检验。年轻与成功之间有一条河，专长犹如羽翼，可以越过距离的阻隔。选拔没有专长的干部，接近于对平庸的认同。
8 P  ^3 S8 ~+ g$ ^( j　　做人的浮躁带来用人的浮躁，如果真的有心，就应鼓励年轻人多学习、多实践、多创新，“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至于对低龄者委以重任，还是慎重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