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犯罪频发：凸显人性与制度的博弈

　　近年来金融系统从业人员犯罪案例频见于报端，且涉罪金额呈暴增趋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个人认为这也凸显人性与制度的力量对比。
　　我国历来强调“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於物理，身教重於言教”的人性观，而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这些哲言尽管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对金融系统也完全适用。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制度好，坏人不能干坏事，反之，好人也可能干坏事。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认为“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个人认为，金融系统大案频发，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也更彰显了金融系统制度的漏洞。
　　这样讲，并不否认金融系统业已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法律法规a>和制度体系。但制度的实际功效还值得探讨。一七七○年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犯人船》一书记载，当时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另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这种做法成本很高，如何去监督船上的官员秉公执法呢？但当时既没有乞求船主们发善心，又没有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a>至关重要。后来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据《犯人船》一书介绍，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就都解决了。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
8 b5 a9 d: ~; G6 z! ^　　但制度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过分强调制度可能事得其反。像往澳洲运罪犯这样的事，订一个按下船人数付费的制度就可以了。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制度在引起合意结果的同时也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如以政绩考核干部的制度是为了鼓励干部做好工作的，但诱使一些干部假造统计数字。同样，以吸储数量考核金融员工亦使一些员工违规操作。一些出发点好的制度引起不良后果的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这正是用制度引导与规范人们行为的困难所在。
　　学者认为引导人的行为有三种方法：道德说教、政府干预和制度规范。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道德说教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政府干预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于个人自由。制度尽管也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但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还是最有效的。这正是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原因。重要的是设计出其合意结果最大、不合意结果最小的制度。
　　要消除金融犯罪，就必须认识到从业人员的人性缺陷。应考虑将制度安排中的法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也是遏制金融犯罪高发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