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法律？──从“公公娶儿媳”说起
正确理解法律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如果对法律理解不准确、不到位，就会影响到对法律的精确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从法律条文开始的，但又不能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还须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法理背后的法律精神。否则，就可能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对法律有可能会误用、误解，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到家庭的安宁及社会和谐。如，高邮市婚姻登记机关对丁全仁、占小东的婚姻认可，说明了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很重要。江苏高邮人氏丁全仁娶了前儿媳占小东为妻，这一大胆、超俗的举动立即在高邮、江苏、乃至全国引起激烈的反响。反响如此巨大，其表面原因是丁、占二人之举太过惊世骇俗；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他们竟然领取了结婚证书，让法律为自己正名。发证机关竟然对他们的行为还从法律上加以认可？法律怎会变成这样？这样的法律还是人们心目中的法律？对这些问题的疑问，都源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法律？
本来世上公公“爬灰”，儿媳偷情也不止丁、占二人。中国古代就有卫宣公强占儿媳的事例，最后导致国破家亡。鉴于公公与儿媳之间不正当关系是背伦乱家，古代把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罪名叫"内乱"，是"十恶"重罪之一。受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当事人对这种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否则，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对公、媳之间擦出的爱情火花，很少有人敢公开承认有这种背伦乱理的行为，更少有人敢于在法律上为自己正名，而丁、占二人公然为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讨说法，这等于在蔑视人类的道德底线，也难怪会引发高邮人民的广为关注。
对丁、占二人的婚姻，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合法不合理，理由是《婚姻法》并不禁止老丁与前儿媳的婚姻。由于对法律的理解角度不同，笔者认为：丁、占的婚姻关系违情背理，既不合法，更不合理，这涉及到一个对法律如何理解的问题。
对丁、占二人的婚姻是否合法不能仅限于从《婚姻法》条文上去判断，还要看到国家制定《婚姻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家庭中的伦理道德，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这是《婚姻法》的特殊性之所在。《婚姻法》具体条文仅是"表"，"家庭伦理"才是《婚姻法》要维护的"里"。从《婚姻法》禁止结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点：直接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患有医学上禁止结婚的疾病；未达到婚龄；重婚。《婚姻法》规定的禁止条件，不仅有生理上的原因，更有伦理上的原因。《婚姻法》之所以规定"直接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能结婚，主要是基于伦理上的考虑。尽管公公与前儿媳结婚不属于《婚姻法》禁止之列，但他们结婚违反了重大的伦理道德。立法者在立法时，也不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公公与前儿媳之间还能产生法律的上婚姻。立法没有预计到，法律不禁止的，并不代表他们的婚姻就合法，因为他们之间的婚姻违反了重大的伦理道德。在我国民事法律领域，判断一个行为合法与否不仅要考虑法律条文，还要考虑伦理道德和公共利益。《婚姻法》从本质上说是家庭法，是伦理法，是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属下的特别法，当事人的婚姻纠纷也是适用《民事诉讼法》来调整。《民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婚姻法：比如"公序良俗"，公共利益，都是《民法》的具体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应遵守国家政策；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既是《民法通则》中的具体法律条文，又是法律原理，在判断一个行为合法与否时，必须把二者一并考虑。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涉外婚姻案件处理来看，都规定适用法院地法，对婚姻之外的涉外民、商事行为是允许适用外国法律，其目的在于维护本地区的"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防止因适用外国法造成对本国"公序良俗，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当事人的婚姻违背重大的伦理道德，世界大多数国家法院会认为当事人之间的婚姻是无效婚姻，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变化，血亲关系，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律都无法改变的。如果法律认同丁全仁与占小东的婚姻关系，会引起一系列重大的伦理关系的错乱，侵犯公序良俗：占小东与她的前夫丁桂宏由夫妻关系，变成现在的名义上的母子关系；丁全仁的孙子与他构成事实上的父子关系---养子关系。按占小东的说法：她与丁全仁结婚完全是为了儿子，儿子也是愿意与她们一起生活，这样丁全仁与他过去的孙子的爷孙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父子关系。丁桂宏与他的儿子关系也会发生伦理上的颠倒：由父子关系变成继兄弟关系。
就丁全仁、占小东的婚姻来说，他们本不应该使其合法化，法律也不应该允许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合法化，因为这种婚姻违背了"公序良俗，公共利益"。丁全仁也许意识到这一点："高邮人民的唾沫会淹死他们"。所以，他最初是不愿与占小东领取结婚证的，后来在占小东的强烈要求下，双方领取了结婚证。在现实生活中，公公与儿媳擦出爱情的火化也不乏其人，只不过双方都属"地下党员"，进行的都是地下活动，从没有人公开地要求正名份。对此，人们不过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如果占小东、丁全仁与其他人一样，只是搞点地下活动，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占小东不同，她要报答老丁，给老丁一个法律上的名份，否则太对不起老丁。但这样做，就等于向全社会挑战，向人类整个道德挑战。按说发证机关完全可以拒绝他们的请求，理由就是他们的请求违背了最起码的公序良俗。目前可以补救的方法是：第三人、如丁桂宏等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发证机关不当的发证行为，发证机关也可以主动撤销自己的不当发证行为，理由是丁、占二人的婚姻违反人类重大的伦理道德。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违反公共道德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发证机关的发证行为。
发证机关之所以认为丁、占二人的请求合法，并发给其证书，恐怕还是在于对法律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对法律的理解仅限于法律条文，很少探究法律条文之后的法理，更少追溯法理背后的法律精神。其实，法律条文传递的仅是字面含义，仅仅是表面现象，潜藏在法律条文后面的法理、法律精神才是支撑法律条文的灵魂。法律条文又是僵化的，靠其很难应付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而法理和法律精神则是灵动的，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能够应付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仅仅按法律条文来办事，会感到非常困难，会发现有许多法律空白地带，对于一些是是而非的东西，仅靠法律条文是很难加以判断的。比如说：性贿赂是不是贿赂？同性卖淫是不是卖淫？法律对此都没有规定。对此行为，网民之所以广为争议，就在于他们很少探究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但是这些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发生，司法机关对此必须有个准确的说法。或许通过立法能解决这些法无明文规定的社会问题，不过，即使网密如凝脂，仍然会有新型的犯罪出现，司法机关仍然会遇到新问题。立法永远是跟随犯罪的脚步在前进，永远滞后于社会生活，何况立法要遵守谦抑性原则，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整出一部法来。我们党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德治国，并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a>。纵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完全依赖立法来治理社会，法律有它的先天不足。但如果我们能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法理背后的法律精神，诸如同性卖淫、性贿赂是不是贿赂此类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感到束手无策，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有利被告"的法理或公平正义的精神来判断。
(本文背景资料来自：《世界商业评论》2005-08-02 0931)
（10003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部博士生分部 李富成 Email xtdxlfc@163.comA> 电话：010 60100249 手机：1312680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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