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作业”
出差几日，报纸积压了一大堆，信手拿过一张2009年4月17日的《讽刺与幽默》，看到第二版上有一幅名为《特殊作业》的配文漫画，说的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小学有特殊作业，即要求学生熟背国家主席、总理、乌鲁木齐市市长、市委领导、本校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的姓名”。颇觉有些不靠谱。这乌市第十二小学的领导不知是出于“善上”的目的，还是借“善上”之名来“善已”？这国家主席、总理的姓名是不需要记的，只要不是痴障者，在报纸、电视和网络铺天盖地的今天，那还用记吗？至于其他的官员姓名老百姓记不记得也就难说了。可要求小学生“熟背”他们的姓名，就有些离谱了。本想写点评论，因觉得“选题”太小，也就作罢。翻看的第二份报纸是2009年4月16日的《南方周末》，在“方舟评论”版，我欣喜看到该报评论员写的《为“评论权”载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喝彩》，称“2009年4月13日，‘评论权’三字载入中国政府第一份人权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A>（2009-2010）》，”计划说“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新闻评论不同于新闻报道，它是主观的，评论者对公共事务的观点和情感必然注入其中，正因为如此，评论被视为媒体的灵魂与旗帜，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常常招致误解”，“作为评论中人，我们希望‘评论权’三字成为我们的护身符。”
然而，也是在《南方周末》方舟评论版的右下角，我看到了记者曾颖写的文章《评论不能只杀伤作者自己》，说的是“新疆‘阿凡提评论’主编王大豪质疑当地教育部门在小学生中推行‘背诵领导名字’的正当性，引起某些人‘不高兴’，他们不高兴的直接结果，便是王大豪‘主动辞职。’辞职后的王大豪在一篇贴子里宣称：‘作为新闻工作者，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几句真话，不如捡垃圾。’随贴发出他拉着板车在街头捡破鞋、易拉罐的现场照片，一时舆论哗然。”
对此，作者评论说：“作为老新闻工作者，我对王大豪的忧愤与苍凉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行为背后其实潜藏着当下评论界的深刻隐患，这些隐患主要就来自公权力对言论的认识心态和认识水平。在某些地方政府心目中，评论这种文体仍往往是雷区，必欲从版面上根除，个别媒体虽因市场需求，保留了部分评论版，但防范森严的态势，造就了诸多评论怪胎，譬如只批评群众、譬如评远不评近、譬如避重就轻、言不及义……谁如果不小心冒犯了这些潜规则，很可能遭遇王大豪那样的命运。”
“王大豪捡垃圾事件背后最大的隐喻就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评论如炸膛的枪，其杀伤力只限于杀伤作者自己，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读了这篇文章，又翻看了《南方周末》法制版，讲的还是“人权计划”，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人权计划不是为了让西方看》，我相信这话。上海白领王帅因为在网上对家乡征地问题发表评论被拘8天，已获得国家赔偿。而王大豪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发表正当的评论被迫“主动辞职”的事将会如何处理呢？咱总不能让“西方”看咱们的笑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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