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维权”：中国式的悲剧
春节期间，看一本书，是茅于轼先生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里面讲到理论的创设问题，如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还有某某人的成本说。很受启发。中国能人多，中国的语言就那常用的千百个汉字，一个人一辈子能形成自己的一个理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针对沙特一名女子因入住酒店遭受蚊子叮咬而索赔130万美元的新闻，2010年2月24日我用了中国所谓的“过度维权”来比较（详见拙作：（代价昂贵的沙特蚊子A>）。我在文章中以案例警示公众，一旦“过度维权”，你就可能有牢狱之灾。
这样回放前文倒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么高明，因为过度维权本来是一些人的理论，我不过是拿来主义者而已。但2010年2月25日的新闻报道了河北农民敲诈政府引来牢狱之灾的报道。
过去两年，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河北沧州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2008年5月29日，沧县旧州镇东关村人王金荣被抓，后被判刑5年。两个月后，沧州下辖的孟村县一对夫妇被抓，后被判刑2年。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去年11月，沧州南皮县的两起“敲诈政府”案在河北省高检关注后撤销。(2月25日新京报)
这些都让我再三思索。
我想起了个词语：中国式维权。
首先强调一下，中国的信访是个怪圈。法律人都认为中国的信访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取消；但中国的法律人遇到了问题，也要走信访途径。吴宗明，一位曾经当了18年兵，在广西桂平市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2008年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他仍不停奔波于南宁、广州、北京之间。“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对记者说。相信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信访干部还是普通的民众来说，都是一种悲哀。
从国家这个层面，信访是敞开的，国家“保持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信访条例a>第一条）。但事实上，在机关内部管理上，却是严格限制上访的，特别是进京上访、越级上访，多人上访，在内部有所谓台帐管理就是将各地上访情况记入台帐，然后以此奖惩，有些地方还提出了“进京上访一票否决制度”。这一点当然是内部规定，但在信访条例a>第四条“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等用语中可以找到根据。
就是这种外松内紧的制度设计，出现了许多可笑的事。一方面上访是权利，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就是专门研究信访的专家，怕是也会被搞迷糊。
再强调一点，河北这四个农民就我推测，一定是收过政府的钱，并向政府写过不再上访（进京上访）的保证，或者干脆向政府提示符过补偿的要求，否则就无从解释敲诈可来？这样的事，在基层并不少见，特别是靠近首都的地方政府，是花钱买平安；而百姓呢，你给我钱，我当然要，有了钱，才能更好上访。毕竟，在当下，信访的车费、食宿等都需要钱。当年山东省高院门前的花圈就是这样的一例。这也算是中国信访一大特色。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遇事找政府（领导）的传统。信访不信法，信领导的话不信红头文件，而且总认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中央的领导是亲人，省里的领导是好人，县里的领导是坏人，乡里的领导是敌人，村里的领导是仇人”。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观点。要找青天大老爷，就得“瞎子拔萝卜——找大头”，找高级官员，找上级机关才行。而我们的政府拥有多项管理职权，占有多种资源，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有限政府，这种情况下高级机关、高级官员，怕是“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正是如此，我们的信访（此是最大中国特色之处，国外闻所未闻）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信访工作原则访；而在中央部委聚集地的北京，则要求“人要回去，事要解决”。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信访从制度设计上，信访条例a>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服务为先的执政理念，但在现实中却没有达到立法的终极目标。山东新泰事件（多名上访者2008年10月被当地政府强押到精神病院，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更是触及了民众的承受底线，信访难道有罪吗？尽管不排除有恶意上访人借上访生事，故意违反法律扰乱正常的信访秩序者，但不可否认上访对绝大多数上访者来说都是无奈的的选择。对于上访者来说，无论从时间、金钱，还是精神上，都是要有极大的付出的。
这是2008年6月3日人民法院报8版以最高法院统计处(化名佟季)发表的一组数字。
2003年至2007年，全国法院申诉复查案件总量达到82.5万件，年均16.5万件；来信来访总量达到1876.4万件（人），其中来信年均79.7万件，来访年均295.5万人。虽然总量较大，但下降趋势明显。来信每年平均下降11.47%，2007年同比下降了20.12%；来访自2005年开始下降，2007年同比下降了13.33%；刑事申诉和民事申请再审案件2007年收案同比下降了7.43%。
文章说，降幅较前几年增大，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并不乐观。
一则我们看出信访与人访比例严重失调。一般说来是1：3左右。群众为何不相信相对低廉的信访而钟情于费时费力费钱的人访？这值得我们深思。
二则是人都知道，上访的机关主要集中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接访人员的压力。
三则到底问题解决了多少？靠御状当然不容易，但还有个实效问题，我们在统计中难以反映。事实上，层层批转之后，问题出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最终解决要在基层，这可能导致大量工作要在基层法院解决。
事实上，现在的司法公信力不高，突出在上访方面。
最近读到一位领导的讲话，其中关于法院领导接待信访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她说，在法院系统，最高法院都是不提倡领导接访的，因为案件是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定的，而不是院长一人说了算。当然中国有其特有国情，尤其是在基层，市长、县长接访，法院院长不参加还不行，这种接访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效果的。
但是在法院系统中院长接访不是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做法，所以最高法院从不提倡。因为这让当事人有错觉，认为找领导就可以了，而我们法院是法官裁决案件，即使找了院长，院长也不能当场拍板，没有经过审判谁也不能说申诉是有道理的，必须走法定程序，这跟党政机关不同，县长就可以拍板，因为实行的是县长负责制。而法院的院长就不可以这样做。院长可以指令合议庭快点审，可以指令合议庭进行再审，也可以指令执行庭快点执行，但是不可以说这个案件就是错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院长在接访时是不能这样说的，所以最高院不提倡。
可见从最高司法机关的角度看，信访也是个悖论。这也是河北省检察院认为“虽然构成犯罪，但社会危害不大，应以教育为主，不能与群众对立”的原因之一。
就我看来，信访在中国可能是几本书也写不完的。
在这个意义上，信访者的悲剧，就是中国式维权的悲哀。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