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案件剖析：拆迁办主任的权力有多大?
负责城镇拆迁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有多大?他们如何实施职务犯罪?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此类犯罪的重复发生?记者力图从南京市栖霞区拆迁办原主任朱荣根人手，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受贿就像领工资
1998年，34岁的朱荣根当上了南京市栖霞区马群镇副镇长。三年后，他升任栖霞区拆迁办主任。不管是作为分管城建的副镇长，还是区拆迁办主任，朱荣根都是一些人眼里的“财神”。想发财，就要敬“财神”。1999年上半年，朱荣根将修补一街道毁坏路面的工程交给了邓某。邓某为了表示感谢，送给朱荣根10万元。
据查办此案的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史志强介绍，这是朱荣根第一次受贿，从此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检察官还打比方说，朱荣根的受贿行为就像领工资一样有规律。
原来，朱荣根每给他人一个工程，基本上都会相应地“领”到一笔钱。比如，他任区拆迁办主任后，从2002年至2006年间，为南京一家土石方工程公司承揽拆除旧房的业务提供帮助，先后16次收受该公司经理侯某的贿赂109万元。其中，仅2002年，侯某就对他贿赂6次27万元，这是他的“工资单”:2月至3月2万元、4月至5月4万元、6月至7月4万元、8月4万元、10月8万元、年底5万元。
据查，1999年上半年至2006年下半年，朱荣根像领工资一样，45次收受邓某等8人主动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85万元、美元1万元。
向行贿人要赃款“保管”利息
1997年，朱荣根通过某村支书高某的老婆认识了倪某。倪某是高某老婆的干姐妹，一来二去，朱荣根与倪某发展成情人关系。
2004年，朱荣根向倪某提出分手。倪某答应分手，但要求朱荣根给她买一套房子作为补偿，朱荣根同意了。倪某狮子大开口，说自己看上了某楼盘一套80万元的房子。可朱荣根手上只有20万元现金，于是他想到了高某，向高某索要了60万元。
为什么高某能这样爽快地给他这么一大笔钱?一个原因是在一次拆迁工程中，朱荣根利用手中权力，在组织工人拆迁时，帮助高某拆除了本应由高某负责拆除的部分，给高某省了不少钱和事。另外一个原因，用朱荣根的话说就是:“我想他也许以后会找我帮什么忙，因为我是区拆迁办主任，我向他提出要赞助，他就很爽快地给了我钱。”
因为是拆迁办主任，所以别人就会很爽快地给他钱。大学文化的朱荣根就是在这样简单逻辑的指引下，做着出租手中权力捞钱的生意。
后来，朱荣根又在拆迁高某所在村幼儿园及部分企业的厂房等工程中，为高某多划拨了80万元的补偿款，而高某也知恩图报，又送给朱荣根60万元。朱荣根为了“钱生钱”，将100万元受贿款委托给一名行贿人“保管”，并让行贿人每年付15%的利息。
拆迁业务想给谁做就给谁做
有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8年8月，南京市检察机关在拆迁领域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2件29人，其中拆迁办正、副主任有5人。而第一位落马的拆迁办主任是南京市拆迁办原主任张金泰，他因以权谋房12套被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一个拆迁办主任，到底有多大的权力?从朱荣根这里就能得到一种解读。下面是朱荣根接受审讯时与办案检察官的一段对话:
检察官:那些人为什么给你钱?
朱荣根:因为房屋拆迁选用拆迁队伍是我说了算，我把拆迁项目给谁做，谁就有钱赚，为了感谢我，他们就会给我钱。
检察官:你们拆迁办选择拆迁队伍要不要进行招投标?
朱荣根:当时政府没有规定要招投标，我想给谁做就给谁做。
检察官:拆房队伍是否需要资质?
朱荣根:资质要求不严，如果是拆迁集体土地就不要资质，拆迁国有土地要有资质。如果拆迁国有土地，我们拆迁办办拆迁许可证的时候就办成江苏某建筑公司，但实际上还是这帮人拆。
从中可以看出，拆迁项目不需要招投标，朱荣根想给谁做就给谁做;拆迁队伍资质不够，拆迁办就会替你办个假冒的资质证。难怪侯某要一次次给他送钱，也难怪高某那么爽快地给他“赞助”。
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拆迁办主任的权力大小，再来看下面一件事———
2006年12月的一天上午，朱荣根到栖霞区某街道办事处办事，在该办事处副主任仇某的办公室里，收受仇某送给的5万元。过了几天，仇某又送他5万元。
原来在南京地铁二号线某车辆段拆迁时，该拆迁工程所在街道办事处向朱荣根提出，补偿费用能不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朱荣根答应了。后来，拨付的补偿款果然就按该街道办事处的要求进行补偿。街道办很满意，从补偿款中拿出10万元回报他。
拆迁补偿款的拨付竟然这样随意，给多给少都是由拆迁办主任说了算，这就难怪连街道办也要给这位大权在握的拆迁办主任好处费了。
前不久，南京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朱荣根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反思
完善招投标制度预防拆迁领域腐败
“拆迁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多，拆迁办主任权力大，主要是当前拆迁工作不规范造成的。”东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久红认为。
南京一位多次作为监督者参与拆迁工作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拆迁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拆迁成为某些地方领导的政绩工程。二是暗箱操作，滥用职权。很多地方只是公开相关的拆迁政策规定，而不公开被拆迁者的具体拆迁事项，这就在客观上使被拆迁人担心自己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就想方设法地给有关人员送钱送物，而一些素质不高的拆迁安置人员就大肆收受他们的钱财。三是徇私舞弊，谋取利益。有的拆迁人员为照顾关系户，违背政策乱给补偿。四是监督机制的缺失为犯罪留下了方便之门。
“如果制度更加健全，在拆迁工作的发包、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方面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朱荣根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担任朱荣根案公诉人的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余红说。
如何进一步规范拆迁行为，最大限度地预防拆迁工作中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完善拆迁工作的招投标制度。在拆迁计划制定后，必须进行长时期公示，由哪一个企业来具体承担拆迁任务，必须进行招投标。”袁久红说。同时，他认为，被拆迁房屋的价格必须由中立的价格评估事务所进行市场化评估。此外，要建立被拆迁人的抗辩机制，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和渠道。是否应该拆迁，补偿多少，补偿步骤是什么，不能由拆迁方一方说了算。“如果被拆迁人没有途径表达自己异议的场合，行贿受贿就在所难免。要建立合理的抗辩机制，政府必须广开言路，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介入相关事件进行报道，在裁定是否强制拆迁时法院保持中立性等，都是至关重要的。”袁久红说。 （崔洁 肖水金 雒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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