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律师与一个死囚的生死之约
【关键词】死刑 非暴力犯罪 理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我是第一次面对刚刚被终审宣判死刑的人。尽管为了让他思想上有所准备，我在上午还专程来会见他，并说了一些让他对自己的命运不太乐观的话。
听着由远而近的铁镣打击水泥地板的声音，我的心跳在加速。
会见室的门打开了，张子文表情坦然地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铁钢栏杆，他十分谦恭地对我说，对不起，你上午刚来过，下午又叫你跑了一趟。
没关系。我说，判决书你看过了吧？
在这里。他把判决书递给我，凄然一笑说：其实，你的任务在那天开完庭交上辩护词就已经结束了，可你还多次来会见我、写文章在网上替我呼吁，我有幸请到你这样的律师a>，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我无言。
他说，上午省高院的法官来宣判的时候，我没让他们念判决书，他们还是要念，我几次打断他们说，我只听最后的结果。
听了结果你说什么了吗？我问。
我说你们只会吃喝玩乐，草菅人命！张子文说话时脸上有点儿涨红。
也不能全怪法官，现在还在“风头儿”上，你这个案子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创下全省现场缴获海洛因数量之最的贩毒大案，而同案在逃的邱何水又是公安部通辑的五大“毒枭”之一，你的生死恐怕也不是哪一个法官说了算了的。我开导他说。
可法律不是有规定吗？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按主犯处罚，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吗？我在本案中仅仅为张本昌打了个联系电话，只是“居间介绍”，怎么能把我列为第一被告判处死刑？张子文还是不服气地说。
我知道他所说的法律是指《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内容，他背诵的几乎一字不差。
“可你知道这个案件的背景……”我几乎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儿我才说，这是“大气候”所致。
法律怎么能象人一样三天两头发神经？张子文说，法律不是固定的吗？能是谁说句话就能改了的吗？早知如此，那天我还不如与张本昌一同逃跑哩，我跑了说不定他们抓不到我的。我以为他张本昌贩毒，我又没贩毒，我只是打电话帮他联系了一个朋友，就是抓到我也不过蹲几天大牢。公安去抓我时，我还在家睡觉，我做梦也想不到打个电话就落上个死刑。
可这裁定书上仍认定你与邱何水共同出资15万元参与贩毒。我看着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书说。
你不是说过从你调查的证据中能证明那15万元不是我的，是邱何水为给他弟弟请律师a>、交罚金而汇到我存折上的钱吗？张子文反问说， 这可是事实吧！
是的。我说。可我不知道二审裁定中为什么对我们调取的，并经过公证的六份证据只字未提，并且这六份证据足以证明张子文没有出资贩毒。……也许是二审法官有他自己的苦衷，如果他在裁定书中提到这六份证据，他就无法自圆其说，无法维持一审判决了。
我是说把我抓进来我不冤，因为我确实帮张本昌打电话联系了，可判我死刑，我太亏。张子文象是对我又象是对那个并不存在的上帝说。
说这些都是没有用了。我安慰他说，毕竟还有一个死刑复核程序，毕竟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把最后一道关，或许你还有一线希望。
可是二审你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法官都没采纳你的意见，到了最高法院，有谁会这样认真地阅卷，认真地分析案情！张子文显然已经绝望了。
也许最高法院的法官更有一些护法的使命感。我说，现在国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至少他们不会再大开杀戒。早有法学专家们呼吁，对于死刑的判决必须慎之再慎，有百分之一的疑点就不能判处死刑。而你在这个案件中，判决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中除了你打了电话这一点属实外，其余的全是疑点，甚至可以说已被证明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几乎都是法律专家，他们不会轻易让你去死的！
其实，刚才我也在想，与其判个无期、死缓什么的，还不如杀头痛快些。张子文叹着气说，只是我的家里人不知会怎么样，你能告诉我家里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吗？
我知道，他家里的情况相当糟。母亲为他几乎哭瞎了眼，现在重病在床，年轻的妻子把丈夫看作自己的天，天塌了，她还能有活路吗？女儿只有六岁，正睁大一双无邪的眼睛看着大人们之间演绎的“杀人游戏”。……可我不能这样告诉他，我觉得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还是必要的。
请你告诉我的家人，我死了别给我换新衣裳。张子文说，穿新衣裳是要下地狱的，我就穿这身衣裳去天堂。
你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我问，会见的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回去为你赶写申诉状。
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我没去贩毒。他说，可我胆子太小，我的两个嫁出去的姐姐就是因为贩毒被抓进去的。我是为了救她们才去的云南，在昆明我帮助家乡人打官司、找律师a>，很风光过一阵子……我太爱面子了，我知道贩毒是要杀头的，可为了在老乡面前逞能还是给张本昌打了这个电话。早知打个电话也是死，我还不如亲自参加贩毒，说不定他们还逮不着我……。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这时，我想起了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的这段话。而张子文在被判处死刑后反而后悔没参与贩毒，则正说明我们在刑罚适用上的失败。
张子文，你把你刚才的这个后悔写下来。我说，你写的具体些，写你为什么后悔自己没去贩毒，写你开始为什么不敢去贩毒，写现在为什么又想去贩毒。
我是说，既然打个电话也同样被判处死刑，我为什么不去直接去贩毒。张子文说，既然在贩毒中不分主犯从犯，大家还不如都去当主犯！逮一个杀一个，也免得让法官办错案、问心有愧。
好，你就把你刚才这些感受、心里活动写具体些、详细些，我下次再来会见时你把它交给我。我说。
你要这些干啥？张子文不解地望着我。
我说我要写一本书，我要告诉世人：死刑，并不是最好的遏制犯罪的方法。尽管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我想和那些善良的人们一道呼吁我国早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
可惜我看不到你的这本书了。张子文笑了笑说，尽管他笑的很坦然，但在我的眼里总带着几分凄惨。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说，如果这次死刑复核程序能留下你一条命，我会把书送到你的劳改场所，如果你不幸上了天堂，我会把它交给你的女儿，让她在你的墓前烧掉，你会在上帝的图书馆里看到这本书。
好，我们一言为定！张子文攥着拳头，象在与朋友作一项重大约定似的问，我能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吗？上帝的图书馆很大，那么多的书我上那儿去找？
我想了想说，你可以打开图书馆的电脑，输入这样一个书名，《一个律师a>与一个死囚的生死之约》，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在我们国家非暴力犯罪就不会再有死刑了。
在离开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法律能否再理性些。一位学者说过：人类最大的痛苦不是饥饿与寒冷，而是国家理性的丧失，在丧失理性的国家，国家权力为所欲为。“苛政猛于虎”就是人类早期生活的写照。应该说，我们的国家已经从不理性状态逐步走进了理性状态，可我们法律却还处在不是十分理性的状况。比如八十年代的“严打”，比如前些日子关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处理，还有张子文的这个案件，似乎都缺少了一点儿理性。理性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该保持冷静的。有人说辛普森案件要是在中国，辛普森早被杀头了，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可在美国，他们宁可放过一个杀人犯，也决不破坏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可见美国的法律是多么理性，所以美国的经济就比中国的经济发达。
另外，从张子文对待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死刑对人的威慑力并不是很大。现在社会上的自杀率很高，有的人自杀，一次不成功还会第二次自杀，所以死刑对人们的恐骇程度并不足以阻止人们去犯罪。而正如贝卡里亚所说的那样，“死刑把人的苦难集中于一时，而终身苦役却能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我们把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是更好吗？只要别出现“花一万块钱就能减一年刑”或者把“小姐”弄到监狱里让囚犯嫖娼的情况，我不认为终身监禁不比死刑更有威慑力。
晚上，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讲述了我今天会见张子文的感受。他说：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人隔离起来；后者是不尊重生命，把人当作畜牲，不听话，犯了错就杀之。你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否考虑改为理性的法律需要理性的国家，因为只有国家理性了，法律才有可能理性。如果我们在新中国一成立就有十分理性的法律，我国就不会出现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优秀干部遭受那么多非人的待遇。我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些理性了，以后还会更理性。我们的法律也会尽可能地理性起来，因为理性的国家需要理性的法律。
当然，理性的法律还要靠理性的人和理性的法官去适用……
（作者单位：安徽润天律师a>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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