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昌：学者高官惨然谢幕

vuvnbxf · 发表于 2009-3-18 18:55:14

　　执教１９年，为官１９年，从教授到副省长，再从副省长回到教授，巧合的人生为李达昌勾勒出了一条“完整”的人生抛物线。
　　人们一度为他淡泊名利，能上能下的气度所折服，但他最终未能如愿完美谢幕。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一则来自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的消息称，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同意，省十届人大代表、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已被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逮捕。
　　２００５年５月下旬，李达昌案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目前此案仍在审查当中。
　　这是２００５年中国涉案的第一位省部级高官，这也是一位官员兼学者不光彩的一页。

　　卸官从教心迹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省人代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千年的衙门流水的官。如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从领导职位返回教师岗位）这种先例，那么今天就看我的行动吧。”这番话赢得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在场者回忆，李说完这番话之后长舒了一口气，“看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１月２４日，四川省人代会闭幕第二天，《四川日报》刊发了李达昌的署名文章《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文章中，李一再强调：“从副省长的岗位退下来，的确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本出自李达昌本人之手的自传《感念人生》描述了李当时的复杂心情。文章这样写道：“那是四川省人代会召开前夕的一天早上，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也是最后一次转折。心情非常激动，久久难以平静，就提笔写了这篇文章。写好后，托一个相熟的记者送到《四川日报》，编辑部考虑到‘两会’期间，不宜发表。一直等到１月２４日，人代会闭幕之后，才刊出，当时我已经卸任了。”
　　这之后，李达昌向广州以及当地媒体多次剖露了自己的“心迹”：“领导退下来不一定都是一种模式，不一定只是狭窄的一条路。可以当教师，也可以去慈善组织、青少年组织等各种社会团体中担任专职职务。其实，即使是担任居委会的工作，从事社区服务，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７月２日，西南财经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欢迎卸任的副省长李达昌回母校任教。
　　在座谈会上，李达昌表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位普通的教师了。从副省长到普通教师，由官到民，应该有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换岗之后，要面临一个换位的问题。我现在总在提醒自己，要以一个普通教师，一个老百姓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更平民化，以更平和的心态对人、对事。”
　　他甚至很诚恳地说：“我从来没有用‘官本位’的意识来看待自己的职务。很多接触过我的人，都说我没有‘官架子’。我这个人性子急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没有以权谋私。在任上……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官位和权力，不担心失去什么。退下来了，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
　　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学校，生活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李达昌回答说：“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些，主动性强了一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可以较多地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该写作，就写作；该读书，就读书。……考虑问题也更全面，更冷静。”
　　其后，面对媒体对李达昌博导资格的质疑，李达昌辩解说自己不是利用官衔，搞个博导的称号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他是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基本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在北京读书的三年，不分昼夜，非常刻苦地读书，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８７年被评为副教授，１９９２年被评为教授，都是根据我的教学经历和科研成果，经过正式申报程序，由四川省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的。”而且，“从１９８９年就开始协助指导硕士研究生了，当然不是以我的名义招生，但是我参与了指导，对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和写作给予指导。不少论文我都看过，也参加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最近几年，应学校邀请参加了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这也是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李达昌正式获得博导头衔是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学校有一位到年龄的博士生导师要退休，李达昌顶替他的名额。学校整理了他的学术成果、教学经历等材料上报，经过职称评定，才正式批准的。
　　李达昌很动情地说：“我当了八年多财政厅长，七年副省长，经历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事。自己的感受是酸甜苦辣都尝遍了。成绩虽说不大，但是尽心尽责，不辞劳苦。我把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贡献给了我的家乡和人民。在四川社会经济发展中，……我出过力，流过汗，没有懈怠。”
　　李达昌一再表示：“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官场失意，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一生都对教师有着深厚的感情。１９５８年，我１５岁到成都铁路学校上中专，两年后，作为教师培养对象，被抽调到学校的语文教研组当见习教师。从此除了读研究生期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直到１９８４年调离学校，到实际经济工作岗位，担任领导职务。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段从政的经历。教师的职业始终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我离开讲台的每一天，都在想着重回母校。”
　　按照李达昌的解释，２００１年４月，刚满５８岁的他知道到换届的时候要退下来，组织上正在考虑新班子，他就正式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里，不要考虑他。他向组织表示，自己“不去任何机关，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准备回母校教书”。不久后，中央组织部来考察干部，他提供了相同内容的材料。
　　李达昌有准备的卸任，如今看来更值得人们回味。而在当时，这个自称是“纯属个人行为”的举动，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他本人也因此名气大噪。
　　他差不多成了一个突破“官本位”的典范，一本极具道德感召力的活教材。如果没有最近发生的这一幕，这将是一个完美的谢幕。

　　从一介书生到公选省长
　　“我是一介书生。书生者，读书人也。”这些年来，在各种场合李达昌都反复强调自己的学者身份。这使得他周围的人都始终相信，站在三尺讲台，才是李最心仪的归宿。
　　翻开简历，从一介书生到公选省长，李达昌的仕途可谓顺风顺水。
　　１９４３年李出生于四川巴县，父亲是位银行小职员，一生郁郁不得志，“三反运动”中曾因“贪污罪”蒙羞。
　　“文革”后，作为国内第一批研究生，李自称“黄埔一期”，资历得天独厚。１９８１年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到母校西南财大任教。第二年升任讲师，第三年任政治经济学系副主任。
　　１９８４年，改革大潮把他推向政治舞台，４１岁的李达昌调任德阳市副市长，成为当时少有的“学者型官员”。
　　三年之后，他被调入四川省计经委担任副主任一职。
　　这一调动令李当时颇感失落。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预感到再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日子又要来了。蛮以为是到省财政厅，结果是到省计经委，把我搞蒙了。
　　差不多失落了一年，１９８７年７月，李达昌终于如愿以偿地调入省财政厅。随后任厅长、党组书记，掌控一省财权。
　　在财政厅长任上一干近九年，让李积累了极好的人脉，这在今后为其成功当选副省长铺平了道路。

　　１９９６年２月９日，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在四川省八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我出人意料地以８２９票赞成、４０票反对、１７票弃权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四川省副省长。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
　　经证实，四川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因为萧秧辞去省长而改选省长、副省长。当时的省长候选人是宋宝瑞，被提名的副省长有两人，但并无李达昌。在人大代表酝酿候选人时，有代表团突然联署推选当时的省财政厅厅长李达昌作为副省长候选人。
　　选举后，李达昌成为“民选省长”，一夜间成为该省的政治明星。
　　如今，提起李达昌被采取强制措施一事，他的一些旧识仍极感意外。西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永锡教授这样回忆：“达昌在读书时，我教了他３年２门课程，他年龄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也最好。说实话，他学养不错，理论扎实，教书育人，不像个贪官。”
　　直到李被检察机关逮捕后，当地媒体发消息称其是贪官，有官员听到后，甚至斥其报道不负责任。

　　事发中川国际
　　“中川国际”是

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拥有两个全国第一的记录：全国第一家省级外经公司和全国第一家上市外经贸公司。目前，官方介绍的李达昌涉嫌犯罪事实，与“中川国际”紧密相关。
　　１９９７年，财政部调拨１亿元人民币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该行向中川国际提供１０００万美元的５年期专项贷款。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李达昌在文件上签字时，遭到了一个属下的强烈反对。这位属下出于对领导的负责，试图阻止李达昌签字，但没有成功。反对者的理由是，这笔钱是财政部专款，按照规定必须专用，如果签出去了，肯定回不来。但李达昌没有听劝告。
　　在很多人看来，李达昌刚当副省长一年多，就敢挪用１亿元资金，让人不可思议。
　　后来赔偿虽然免了，但欧文电站危机之后的“中川国际”则暴露出经营不善的本来面目：负债累累，大量逾期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更不用说偿还这还没到期的１０００万美元贷款了。
　　就在中川国际苦苦挣扎时，李达昌开始为卸任后的任教工作做准备。２００１年，他打报告要求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而回母校西南财经大学教书。三次递交报告后，他于２００３年底如愿以偿。接任中川国际要职的几位高层管理者，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该公司副总经理级人物。“公司管理层的彻底换班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四川方面可能要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收拾中川国际的局面。”一位证券人士说。不久，就传出李达昌接受调查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中川国际，是１９８０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综合性外经企业，总部在四川成都。１９９３年，该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后，于１９９４年４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业务涉足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境外实业、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国际航空服务、电力设备生产等领域。１９９５年，该公司进入鼎盛时期，在全球５００家最大承包商中排在第１４１位。
　　１９９６年，中川国际承建的单项投资高达７０００万美元、历时长达４年的乌干达欧文电站被业主终止雇用。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乌干达最高法院就此作出终审判决，中川国际向乌干达有关公司赔偿１２３万美元，加上１２％的年息和法庭费用，最终赔偿约２３０万美元（不含律师a>费用）。中川国际当年亏损额高达８３００多万元，每股收益为－０．７６元。
　　经过艰苦努力，到２００３年，中川国际与乌干达电力局就欧文电站的项目纠纷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在合作一个新项目前提下互不索赔的实质性进展；但受此事件影响，中川国际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受到严重冲击，很长时间无新项目。
　　该公司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连续两年巨亏，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公司股票每股净资产降为－０．３３元、股东权益变成了－５４１７．８２万元。２００４年中川国际又爆出前总经理郑安卡早前违规转让中川公司国有股份５６００万股并索贿２２万元遭判重刑事件。当时有国内媒体报道中川国际跌入重组陷阱，并陷入高达４．２亿元违规担保和关联占款。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中川国际被ＳＴ处理。

　　四川政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四川有关部门认为，正是李达昌违规挪用了中川国际专项资金，才点燃了该公司的系列危机。
　　四川省检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李达昌利用手中职权挪用专款的时间应该是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之间。随后，李便萌生了退意，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李先后三次向中央、四川省政府打报告请辞副省长一职。
　　其实真正牵出李达昌的未必仅是中川国际的案子。李在２００１年决定退出政坛的时候，已经将自己在中川国际这边的问题“抹平”了。他原本以为可以全身而退，却没有想到黑幕从另一面被揭开了，牵出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校友，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２００４年１０月，高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四川检方批准逮捕，随后在调查高勇受贿案时，检方发现高勇涉嫌在深圳洗钱达数百万元之巨。
　　四川省检察院对该案相当重视，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专攻高勇案。专案组在调查这些资金的流向时，发现高利用深圳多家公司作为中转，其间还发生不止一次的转移，最后钱最终流回四川的相关账户，牵出了李达昌。
　　虽然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信息尚无法清晰地看到李高二人之间的确切关系及完整的证据链条，从他们的简历也仅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二人皆是为学、为官两不误。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高勇有博士学位和律师a>、注册会计师证书，还是教授级研究员，任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李在从政的１９年里也始终保持着政府官员与教师、学者的双重角色，１９９２年在担任财政厅长的时候被西南财经大学评为正教授。
　　１９８７年，高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被分配至四川省计经委，这一年李达昌也在那里。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间，高勇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证监会成都证管办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随后，调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任党委书记、主任。

　　谢幕的悲剧人物
　　李达昌涉嫌非法挪用财政专款的金额及去向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熟识李的人中间，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李和其在台湾的堂叔在印尼共同开办了一家公司。
　　经证实，李达昌确系台属。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着，叔爷李肇坤一家人至今仍在台湾居住。１９９６年，经人介绍，李认了这门同宗同族的嫡亲。之后，叔公一家就往成都跑得勤了，在附近投资了一家米粉厂，还在市内买了一套住宅。
　　据李的回忆录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李达昌赴台探亲、访问，一家人甚为亲密。从台湾回来之后，李率四川企业代表参加东盟博览会，原本行程中并未安排印尼之行，但李在会后却只身独赴印尼。

　　而这一回东南亚之行也成了李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几天之后，李从副省长的位子上回到讲台，并在省人代会上对台下人说，“我要从终点回到起点。”
　　最近，网上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口诛笔伐，把他弃官从教说成是“干了坏事后想往后闪，终究难逃法网的反面教材”。
　　对于李达昌当初的“举动”，有些媒体认为，“那都是李达昌苦心积累，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所有“宣传效果”都是虚张声势铺排渲染出来的，是一场掩耳盗铃的“人造景观”。
　　但是，也有一种声音为李达昌辩护：“他仍然是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的人”。
　　其论据是，在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期间，李达昌不但把财政厅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注重培养青年干部，鼓励财政厅干部继续学习深造；李达昌说话办事很利落，看问题能抓住要害，对企业家也很关心；１９９６年，李达昌以高票当选四川省副省长。尤为可贵的是，在从政的同时，李达昌始终不忘学术研究，并且撰写论文、论著、译文，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作品达数百万字，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１８０余项，先后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一等奖、四川省财政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李达昌爱好体育、文学，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并有一些诗文发表，对成都龙泉客家文化的建设和研究等等，也有贡献。
　　笔者同意李达昌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的人”——我们研究落马官员，不能不研究官员何以落马？官员落马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
　　李达昌案发，是由其属下一局长贪污受贿案引出来的，多少有些偶然。倘若那局长不犯案，李达昌会不会就果真平安无事而漏网呢？从一些腐败大案案情看，许多高官落马并不在其任上，或者犯罪时不在现任期内，往往是有牵连的人案发了，才“拔出萝卜带出泥”。反思李达昌案的教训，是为了不使类似的“张达昌”、“王达昌”们犯罪之后隐匿起来，漏网之后还在角落里窃笑。
　　李达昌涉嫌犯罪主要与中川国际有关。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专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可以肯定的是：挪用上级财政部门的资金，李达昌不是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在“反正不把钱揣到个人口袋”以及“拣到篮里都是菜”的思想支配下，只要是钱，不管是哪里来的，也不管做什么用途的，都敢挪用。但是，李达昌为此“埋单”的背后，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回避。一是当初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和真实性呢？李达昌在批准挪用财政资金时，有没有请示过省政府主要领导呢？当时的领导们知道这件事吗？制止过吗？
　　二是如果监管体系很健全的话，李达昌还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吗？李达昌多次批准挪用财政资金在后，别人多次请求挪用在先。那么，是谁先盯上财政资金，并且多次请求李达昌挪用财政资金这块“唐僧肉”的呢？李达昌多次批准挪用的这一大笔钱，到底干了些什么？难道不正是因为很多人普遍存在的漠视规章制度，不重视政府信誉的思想和行为，才导致１０００万美元资金被挪用吗？从这个角度看，李达昌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让李达昌个人付出了环境改革进程所要付出的一些必然代价呢？
　　三是中川国际如果业绩优良，能及时归还被挪用的贷款的话，又会如何呢？在中川国际的经营活动中，难道不是政府在施加无处不在的、干预企业的影响吗？从中川国际与业主乌干达电业局签约欧文电站扩建工程，到中川国际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时的重组，无不集中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弊端。１９９９年，深圳通富达公司成为中川国际第一大股东，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但重组后的中川国际仍然亏损。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９日，沦为ＳＴ股的中川国际发布公告，持有该公司５１．１２％公司股权的深圳通富达公司，在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中出局。这使得中川国际出现了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的大股东所持股权的份额与管理权的归属完全脱离的局面。接任中川国际要职的几位高层管理者，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该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级人物。
　　李达昌本身是一位由大学教授学而优则仕的官员，在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位之外，其撰写的论文、论著，主编或参与编写及翻译的作品达数百万字，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１８０余项，并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一等奖、四川省财政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各方面口碑都不错的学者官员，在位期间却先后挪用公款１亿多元，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尽管作为学者型官员，在平时媒体披露的一些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李达昌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人道德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一度被传为美谈和视为榜样，但是，面对各种具体的诱惑，他最终没有抵挡得住。这就再次提醒人们，我们既不能被任何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也不能过多地相信和依靠道德、人性的约束作用。如果有了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学者官员李达昌也许就不会走得太远。
　　李达昌辞官从教是在２００３年夏季，距今已有一年多时间，这其中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及其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说明有关部门在李达昌离任之前，显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而彻底的审计，或者换句话说，即便进行了审计也是流于形式。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员离任审计已经被讨论了多年，尽管从上到下审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对官员的离任审计还是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尤其对李达昌这样的省部级高官的离任审计更是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致使李达昌落马的原因主要在于几次资金批用签字，而这几次签字竟然就先后批准挪用１０００万美元，这其中的权力确实过大了。上亿元的大额资金，李达昌就像提取自家保险柜中的钱一样方便，这就充分暴露了在资金监管方面的巨大漏洞，是权力在失控状态下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这钱是省财政担保借来的，省人大应当知晓和监督它的使用，但实际上其却毫不知情，而正是这种财政运行的不公开、不细化，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最终也害了李达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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