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一个非典型学者的自述(上)

在中国知网里面搜索这个题目的原文，结果显示文件包含保密内容……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也许根本就没什么保密的内容，毕竟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只不过知网未能收录罢了。好在网络上有全文，特转发于此。其中的若干观点，在昨晚的顾培东的讲座中，亦有提及，可以参考。

    顾培东的确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非典型”的官员、“非典型”的学者，“非典型”的律师。他的“非典型”不在于他的行为，而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才能。“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召开前夕，组委会准备推出一份《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编者提出建议，执笔人非顾莫属。结果之好，反响之妙，超出预料，纷纷感其执笔之辛劳，叹其水平之高超。据编者所知，他是我国律师界目前惟一获得过国务院津贴的人，他自谦为“歪打正着”。这正说明了他的“非典型”表现，以致于编者见到他时更多的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应该说，“言人所不愿”是他的责任，“言人所不能”是他的水平，“言人所不敢”则是他的胆识。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匹夫有责”的社会良心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刻把握，断不会有如此境界和追求。或许，他的想法、他的言行、他的思考有些“另类”，有些“非典型”，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诚如艾青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浩浩荡荡”的西政学人队伍中，我是一个“非典型学者”

　　阳春三月，四处行人严戴口罩半遮面。一场“非典”瘟疫牵动着这个泱泱大国的中枢神经。铺开稿纸为这本文集写序，心际间总无法拂去“非典”疫情所带来的不安与躁动。如果把“非典型”理喻为不合常规，冥冥中觉得这词应与自己有一定联系(当然不是肺炎)。静心一思，轮廓渐现：在堪称“浩浩荡荡”的西政学人队伍中，如果有我，那么，我必定是一个“非典型”学者。我并不想附攀流行而获得时尚，因为时下流行的毕竟是恶，而不是善，但在“不合常规”这一意义上认我为“非典型学者”，可谓“定性准确”。
   
　  在冷肃、严谨的学术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客串者

    我所以还敢于忝列学者群体之中，是基于对朱利安·本达(JulienBenda)有关“学者”定义的理解与认同：“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事实上，近10余年来，学问已不再是我谋生的手段，学术上的功利于我来说更主要是自我精神上的满足。学问在我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则取决于追求学问的乐趣与做学问的痛苦二者之间随机性的平衡。我清楚，朱利安·本达的前述定义已经简约了职业学者在治学目标中所无法忽略的实用性、物质性因素，由此容易得出业余学者更符合学者本质的错误结论，但其所强调的学者的精神状态与我的内心世界是大体吻合的。在许多场合下，我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以学者的姿态去面对社会，特别是以学者的思维、以学者所一贯秉持的文化批判的态度或以理性化的建设性见解去审视和评说周边发生的一切。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多半不是产生于对自我功利得失的计较，而是导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导源于自己所守持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的客观状态之间的契合或悖离。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我都难以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这种状态，构成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充实理由。

    作为学者，我的“非典型”性则在于我已不具备常规状态中学者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元素。首先，我的职业使我脱离了学者惯常所居处的环境。与一般学者的经历所不同的是，自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我从事的就不再是学术研究性职业，贯穿于职业过程中的学术研究，实质上是我把非学术的工作学术化，在实际工作延伸的基础上，把工作成果个人化。虽然前年我应邱兴隆先生之邀，加盟湘潭大学，虚得教授之衔，但并未尽教授之职。即便做些研究生教学工作，也主要是寻求与研究生对话的机会，在这种对话中把自己对知识的领悟给研究生予以述说，藉此把继受的知识转变为自己的智慧。在冷肃、严谨的学术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客串者。这种经历一方面使我很难保有在学术上获得很大建树的雄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很少考虑自己在学者谱系中的地位，不太顾及学者间威权秩序的影响，更不会陷于流派门第之争。换句话说，我不太遵奉在特定学术环境中学者所惯守的某些游戏规则。其次，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散碎零乱，不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专业专长。我读研究生时所学专业为民事诉讼法，但我研究兴趣除民诉法学外，更在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在四川省体改委工作近10年中，研究主题多为经济学，一生中最为丰沛的创作激情都付于经济论文的写作之中。从事律师职业后，我则根据实践中所形成的感受，依思考的成熟程度，对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间或写出一些类似于论文的东西。但主题弥散，定向不明。我当然深知“业有所专、术有专攻”这类古训的意义，但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研究风格使我难以对这类古训保持知行合一的态度。

    我把自己定位于“非典型”学者，绝非是想对既定的学术秩序以及学者规范化的生活价值予以颠覆。在这方面，我最阴暗的动机也只是赋予这些秩序和价值相对化的意义，并且为自己不能企及(后来是不愿达至)某种学术境界而寻求一种托辞。掠学者之美而又不背学者之累，这是我的全部丑恶所在。至于我这种学者的存在对学术界有无补益，只能留待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