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大学不要追求成为“排行榜中的大学”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3日公布2012-2013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报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蝉联第一名，去年第二名的哈佛大学退居到第四名。
" S% E$ [' c" |0 @北京大学从去年第49名升到46名，清华大学更劲升19名，从71名升到52名；香港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排名都较去年下滑，分别成为35和65名。 (中国新闻网10月5日）
. }1 X8 w5 i2 {! T) Z按照这一排行榜，内地的北大和清华终于在港校面前扬眉吐气了一把，至少两校的排名已经超越了港科大。然而，这一排行结果在很多内地网友看来却说明不了什么，甚至有相当数量网友认为很“搞笑”。这表明，如果内地高校就是围绕排行榜数据做文章办学，即便把排名搞上去，但还是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用以进行大学排行的指标包括5类13项，具体为“研究的量、收入及声誉”占30%、“引用率及研究影响度”占30%，“教学、学习环境”占30%、“国际化表现”占7.5%、“产业收入、创新（即技术移转等研发商品化收入）占2.5%。分析这些指标，不难发现，其明显偏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密切的指标权重只占30%左右，且强调的还是资源数量。对应这些指标，发表论文多、教学设备先进，大学的排行指标无疑就会提升。
而我国大学的办学正是按这样的目标推进的，近年来，诸多高校都向教师提出学术研究指标，包括发表国际论文（SCI、EI论文）的数量、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同时利用投入改善了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如此一来，大学的“进步”是明显的，排名提升，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去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该校就宣布，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2000年至2010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9个学科进入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
但是，这只是“排行榜中的大学”。首先，论文发表数量，以及影响因子、引用率，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的质量。就拿影响因子、引用率来说，这是高校针对教师只重数量，不重引用率（我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零引用）采取的新指标，可是这一指标并没有促进大家重视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而是花心思在引用率上做文章，一个大家共知的做法就是同事间“互引”，还有就是花钱搞人才“假引进”，只要求“引进”人才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上署上高校的名字。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在我国学术界，没有达不到的指标”。表面上看，我国论文数量剧增，早在2007年，我国EI论文数就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可是，大量论文却没有原创价值，更严重的问题是，围绕学术研究指标，我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日盛，出现了“论文学术”、“成果学术”。
其次，学术研究严重“挤占”人才培养。在世界一流大学，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开展学术研究，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让学生有参与一流研究的机会，由此提高培养质量，可在我国内地高校，人才培养是为学术研究服务、让路的，很多教授招来硕士、博士，没给他们多少培养，就布置给他们申请课题、撰写论文的任务，还有的教授由于一心扑在课题、经费、论文、成果之上，根本没有心思给学生上课。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教育部就要求大学教授要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课，可直到今年8月，教育部副部长还在重申“要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5 F- z! L; a# h5 L0 E6 u2 z”。很显然，这样的大学，就是学术研究数据再光鲜，也难得到公众的好评，因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人才培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近年来吸引内地不少优秀学生报考，原因正在于此。
1 f- q3 i1 `% A围绕排行榜指标办学是很容易的，而且，这也是我国办学模式比较拿手的。与境外大学办学所不同的是，我国目前还是按照行政管理模式办校，基本办学模式是，学校行政领导给学院、教授下达科研指标，并根据指标配置资源，到年终时进行验收考核，拿发表论文兑现工资待遇。但是，这难以真正缩小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在于制度层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对学术、教育的管理、评价都以行政为主导，而不是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行政指标的导向下，大学的办学越来越功利，教授们沦为“学术民工”，教育荣誉感和学术荣誉感严重受挫，学术不端也与日俱增，这是造成我国大学各种外在数据越来越好看，可公众对大学的评价却越来越低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改革办学模式，还是把办学精力用到“排行榜”指标上，我国内地考生，放弃内地名校，选择海外高校——哪怕是在排行榜上名次比内地高校低的高校的，有可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