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胸襟气度与死囚的诚信如斯

　　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达到了一种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互信唐太宗是一代有道明君，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现在他的胸襟气度上，《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B) q! F0 @2 V- l8 S/ S6 J' Y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的理想效果。
　　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被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问题一是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问题二是死囚既然被纵谴，又无人督帅，按说已脱离危险地带，生命诚可贵，何不逃之夭夭？
4 F2 c: _" I( |% b　　在没有外界约束前题下主动接受国家刑罚审判的行为本身，说明诚信在死囚价值观念中比生存安全更重要，问题在于是死囚何以诚信如斯，置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前来就死？原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 x2 Q' L0 U( e& I' m+ [% W　　一是《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得古今之中平，尽去前朝酷刑，套用今天的话说，《唐律》属于良法之治。治理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国家的立法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也就是管仲说的"民欲立则立之，民欲否则去之"。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达到一种"令须民心"的效果。《唐律》在制定时就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务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基于"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理念（《刑法》）。他还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凡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贞观政要·赦令》），切忌草率从事。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
* _  g" V# U9 r4 k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本来唐高祖李渊制定《武德律》时，就曾经"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律》比隋律已经减轻了许多。可是在贞观年间，李世民仍然认为"旧律令重"，所以对《武德律》又作了重大的修改，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从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此外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见《旧唐书·刑法志》），又为减少死囚的求生之路开了一个口子。从立法上看凡是被判处死刑的都是杀不可之人。
( Z5 H; k8 L( v  F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程序
; H6 ?! D5 O( M- j3 ?% f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者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活者甚么，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5]。唐太宗认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覆奏，向皇帝报告三次，目的是对死刑的实行与否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是否实行死刑，因为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对人犯实行死刑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德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然而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不能体悟圣意，其间必有冤枉者。实行三覆奏，把死刑核准权收归皇上一人，能有效地减少死刑，枉绝冤枉。死刑只能适用那些依法非杀不可，并且没有可矜情节的囚犯。同时唐太宗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缅于情感这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后来，唐太宗觉得三覆奏还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须臾之间完成。这样经过三复奏和五覆奏程序杀掉的囚犯基本上都是该杀的，所以囚犯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觉得自己也是罪无可赦，并且在程序上受到公正的对待，诉讼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所以他们能够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第二年秋天来京受刑。
6 }: y. T( w. j8 ^4 ]　　三是唐太宗对囚犯进行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既使是应死之人，其悲苦状也是令人同情的。死囚或许有白发父母在堂，或许有娇妻幼儿令他牵挂，那么在其临死之前，让其回家告慰一下父母，抚慰一番妻子，对父母尽一年孝道，对妻对子尽一年夫道父道，亦是上合天道，下合人情的。一年之内，死囚们已做了他们该做的，说了他们该说的话，在临死之前能享受一番亲情，让他们去死，他们会觉得尘世已无令他们牵挂之事，之人、之情，他们去死也是含笑而死。如果说他们还欠了什么，那么欠的只是对皇帝天大人情，所以皇帝令他们第二年秋天来受死。尽管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亡匿者。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他们如期而归也就不足为怪了。
　　唐太宗的宽容与死囚的诚信在今天看来仍有其价值，特别是在今天信用失范，人不守信，人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诚信"价值。
" h& }2 P3 t$ x( \- k0 N　　诚信价值之一是，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加快交易的成功率。市场经济是一个商品流通的经济，人、财、物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增值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市场主体在进行交易时，一方面进行追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考虑交易的安全。如果一笔交易不安全，不仅无利润可言，而且往往导致血本无归，因而利润最大化必须是在确保交易安全的前提下的利润最大化。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在商品交易中增加了保证、担保、质押、抵押，并且制定了《担保法》。《担保法》的制定与完善既是商品经济成熟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诚信价值弱化的表征。保证的增加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增加，交易最理想状态是商品经济主体人皆尧禹，本着诚信的原则以成人成己、爱人如己的心态进行交易，利润才能最大化地实现，所以商品经济呼唤诚信原则，交易主体须要诚信理念。市场交易主体的诚信程度与市场利润是成正比例，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诚信。在没有诚信的市场经济人们为了保证资金、商品的安全，将会拒绝交易，因为静状态下资金是最安全的，但静止状态下的资金是不可能增加社会总财富的。
+ l: E7 l5 Z: F' D& z$ i9 t; \　　诚信原则价值之二。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的预期；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登伯格（Dewburg）和恩德曼（Endmann）将诚信解释为"人人可得期待的交易上道德的基础"，诚信本质是爱人如己，如果大家都本着诚信原则去行事，都爱人如己。在交易中诚实不欺，善意行事，爱己及人，那么这种预期就能够实现。合理的预期，就是为人们生活提供一种秩序，人们只要遵守这些秩序就能实现人们的预期。正在马斯洛所言"我们社会中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有组织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诚信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连续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生活状态，商品主体之间本着诚信进行交易，基于诚实不欺，恪守交易习惯进行交易，这就为交易双方提供一种交易上的安全，能缓解交易主体之间心理上紧张状态。人们挣钱是为更好地体面生活，但如果在挣钱中绞尽脑汁、步步设防，岂不活得太累？所以无论是进行商品交易还是为人处事岂能不讲诚信，古人早就说过“人无信不立”。看来在对待“诚信”的态度上，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