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认为,在希腊悲剧衰落、喜剧兴盛的时代,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就已经退化,因为喜剧所揭示的意蕴要远逊于悲剧。但是,施特劳施却在分析阿里斯托芬的时候指出,喜剧的内涵远过于悲剧。正是喜剧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公民与城邦之间以及公民自身德行中的张力。(Leo-Strauss,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05-107)正是在笑声中,一切被颠覆,正是因为喜剧因素对悲剧的渗透,悲剧才获得了持久的、更为深刻的后果。在悲剧中,又插入喜剧的叙事;在对事物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条分缕析、逐一揭露的同时,又有喜剧场景的缓和气氛;叙事技巧更臻完备,而其揭露的人的生存命运也就更为复杂。《一九八六年》的主人公演出的就是这样一副悲喜剧。主人公一生历经磨难,在 “演出”之后,他从流着鼻涕、散发恶臭、自我行刑的疯子成了干净的疯子。无疑,他是时代、体制、教化和文明的牺牲,他失去了妻子、儿女、家庭,失去了除了自己身体之外的一切。但他的服饰、刑具、夸张的动作、其癫僧的形象却又让人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么一位无名小卒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正是这么一位为人所鄙夷的小人物成为国家治理的障碍;这种深刻的反讽带来了黑色的幽默。身体被社会夷平,社会又被身体颠覆,这就是这出戏剧的题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