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审贸易官司的机关

　　     
      
    ＷＴＯ成立后，已度过六个年头。在它取得的成就中，最辉煌而引人注目的，也最为成功的是它的争端解决司法机制。六年来，专家组和上诉机关判定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为ＷＴＯ的顺利运转解开了一个又一个扣环，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值得引以为荣。  
      
    人们难免会问：ＷＴＯ司法机制怎么能做到这点呢？要解破这个谜，先要对它的司法基本特征，作一点解剖与评述。  
      
    一、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ＤＳＢ）管理进行的独特司法制度。  
      
    这个其名称不同于法院体制的司法制度，是ＧＡＴＴ经过４０余年实践，历经经济贸易与法律的连结、碰撞、排斥、交融而逐步结晶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独特的形式或外表，却是适应经贸特点的司法制度。按ＧＡＴＴ第２３条规定，如争端当事双方，经外交协商解决不了纠纷，“得将问题提交缔约方全体。缔约方全体应迅速调查向之提出的任何这类事情，并向它认为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者在适宜时作出裁决（ｒｕｌｉｎｇ）”。这段条文虽有一定的含糊性，但其中的司法或准司法因素则是显然的。ＧＡＴＴ刚起步时，确有缔约方全体开会时由会议主席当场拍板，作出裁决的情况。然而，解决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当然不能靠这种简单办法处理。于是，缔约方全体先是委托一个“工作组”代行这个职权，进而发展成由第三方（排除当事方）常驻ＧＡＴＴ代表（具有丰富经贸知识的外交官）以“专家”身份，组成了３一５人的“专家组”（Ｐａｎｅｌ）执行纠纷的解决。专家组提出的“报告”要经ＧＡＴＴ理事会通过，始为有效。在历史上，对外贸易属一国外事范围，而这些“专家组”成员作为经贸世界外交官，在传统上对法律人士持有较深成见，认为法官、律师等头脑死板简单，处理不好复杂的经贸事务和纠纷，因此对法律专家进入“专家组”持排斥态度。美国著名ＧＡＴＴ／ＷＴＯ专家Ｒ．Ｅ    Ｈｕｄｅｃ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评述。近来又有两位学者在合写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很中肯的评说：在ＧＡＴＴ时期的“专家组〔裁决〕报告里，很少能找到引用ＧＡＴＴ法方面权威公法学家著作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ＧＡＴＴ的外交传统。现行基本是司法制度的东西却起步于一种外交性质的“调解”体制。ＧＡＴＴ时期的外交官们多年来是反对把“调解”换成法律诉讼的。公法学家的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很少能引起这些‘ＧＡＴＴ行家里手们’的重视”。  
      
    直到单靠“调解”造成ＧＡＴＴ纲纪废弛，濒临解体时，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才被迫扭转这种局面，重开“法律诉讼”之门，专家组也开始引入法律专家。进而在ＧＡＴＴ秘书处设立“法律司”，负责拟定专家组报告。用杰克森教授的话来说，ＧＡＴＴ的运转才从“权力型”（ｐｏｗ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转入“规则型”（ｒｕ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轨道上来。  
      
    ＷＴＯ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如虎添翼，设置了两级审理制，在专家组之上加了一个“上诉机关”作终审。这个常设的上诉机关不设“法官”，只有任期为四年、具有经贸与法律知识的权威人士，称为“成员”（ｍｅｍｂｅｒ）。其权限却只限审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解决争端谅解》（简称ＤＳＵ）的第１７条）。上诉机关这种鲜明的司法色彩，给ＷＴＯ争端解决制度穿上了“司法机关”的外衣。现在人们只要打开ＷＴＯ专家组的，尤其上诉机关的案件“〔裁决〕报告”，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法院判决的气息与风格。不论在ＷＴＯ条文的解释、演绎、推理和逻辑结构上，还是在大量引用国际法各种“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案例和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诠释条文含义方面，全都是一派典型的司法风光。难怪朱榄叶教授在他的新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中惊叹说，“当我读到一个报告时，不禁为专家组与上诉委员会那逻辑严密、精辟的分析所折服”。在一个个与一般法院判决并无二致的ＷＴＯ案例报告面前，不知原先坚持认为ＷＴＯ专家组／上诉机构判案“不是司法性体制”的学者，又作何感想。  
      
    ＧＡＴＴ／ＷＴＯ体制是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由经贸乃至财会（当案性需要时）方面的专家和法律专家联合组成“专家组”，与普通法系各国“陪审团”制度可以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司法独立的新尝试  
      
    《建立ＷＴＯ协定》第４条“ＷＴＯ的机构”第３款规定：“总理事会应随时开会，以履行《解决争端谅解》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关’的职责。‘解决争端机关’要设自己的主席，并制定它认为履行此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解决争端谅解》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特设立“解决争端机关”（ＤＳＢ）以执行本〔谅解〕规则与程序……据此，ＤＳＢ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关的报告，保持对裁决与建议的监察与执行，批准各涵盖协议规定的中止减让及其他义务”。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解决争端机关（ＤＳＢ）的组成人员，虽与总理事会相同，但它的职责在自设主席的主持下，几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理事会，决非总理事会的下属机构。ＷＴＯ秘书处出版物中的图表也是把ＤＳＢ与总理事会平行排列的。  
    ＤＳＢ的职责限于组织与监督工作方面，司法裁决的全权几乎都独立地掌握在专家组与上诉机关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独立的味道更是浓厚。  
      
    三、ＷＴＯ司法体制的一大突破：自动管辖权（Ａｕｔｏ－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也可译为“自动审理权”）  
      
    传统的国际司法制度有个重大“缺陷”；不经当事国同意，审判单位就无权审理。从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院到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其组织章程（《规约》）中都有这条制约国际法院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的规定，成了这类法院执法中的严重阻碍。但它却很有理论根据：“不得强迫任何主权国家违反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因为主权是最高权力，必须由当事的主权国家（不论作原告还是被告）都同意打某场官司，国际法院才能审。ＧＡＴＴ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断案，基本上也是沿袭这个体例。从设立专家组，专家组组成人员与职权，到适用法律等，均要经过争端当事方协商达成一致。专家组报告一般要经过ＧＡＴＴ理事会以“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方式通过。这就是说，争端当事方有否决权，只要一方（一般应为败诉方）坚持反对，专家组裁决就不能生效。然而，ＧＡＴＴ专家组又为什么能裁决那么多的案件，甚至其中有些是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案例呢？据曾亲临其事的ＧＡＴＴ／ＷＴＯ专家Ｒ．Ｅ．Ｈｕｄｅｃ教授说，“尽管有这种否决权，但曾形成一种强烈的传统，争讼双方不得阻止反对自己的诉讼……败诉方可以唉声叹气，可以抱怨，但不得阻止对已不利的裁决的通过”。当然，靠这种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终归是不能持久的。一旦败诉方觉得有损本国重大利益，否决之刃就会出鞘。１９９１和１９９４年，美国两度否决了两个“金枪鱼案”专家组裁决报告，阻挠理事会通过，就是个例子。  
      
    对这个具有一定致命性的管辖权关卡，ＷＴＯ取得了跨越历史性的突破。它采取了自动（或叫“准自动”）管辖的制度：对设不设专家组，专家组成上诉机关的裁决报告经ＤＳＢ批准这两个关口，一律在ＤＳＢ会议上采取“反向共识”法自动通过。用ＤＳＵ规则的话来说，“除非在ＤＳＢ会议上以“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方式决定”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这就是说，只要当事一方（一般应为胜诉方）不在ＤＳＢ会议上正式反对“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专家组就自动设立，裁决报告自动获得通过。对此，我在《世贸组织（ＷＴＯ）的法律制度》一书（第４６４－４６８页）已有详细评述。  
      
    一般认为，ＷＴＯ司法制度中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突破，是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ＷＴＯ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有较严格的限制：只审贸易争端的案件，适用法律一般限制在ＷＴＯ“各涵盖协议”范围内。  
      
    “各涵盖协议”（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指ＤＳＵ附件１所列协议。包括《建立ＷＴＯ协定》及其附件（附件１Ａ：多边货物贸易协定，ＩＢ服务贸易总协定，ＩＣ知识产权协定；附件２解决争端谅解（ＤＳＵ）），一般称作“ＷＴＯ法”。  
    一般说来，专家贸易官司这点比较容易理解，而将适用法律限制在ＷＴＯ法，则争论较多。  
      
    １．广义论  
    有些学者认为，ＷＴＯ司法可适用的法律，可类推适用《国际法院规约》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第３８条第１款。该款规定：  
    “法院的职能是依照国际法裁决对立提出的各种争端，应适用：  
    ａ．一般或特殊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规则，凡其为争端国明确承认者；  
    ｂ．国际习惯，凡作为惯例已证明被接受为法律者；  
    ｃ．一般法律原则，凡其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ｄ．在遵守第５９条的条件下，司法判例和各国水平最高的公法学家的学说，作为确认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这些学者认为ＷＴＯ“各涵盖协议”属于（ａ）项中“特殊国的条约”，是ＷＴＯ解决争端要适用的“基本的法律渊源”，一切法律分析的起点。“但是这些条文也只是‘首先’要适用的，并未列举完ＷＴＯ解决争端中潜在有关法律的渊源，而〔《规约》〕第３８条第１款的所有规定，正是潜在的法律渊源。”  
      
    ２．狭义论  
    另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引用了ＤＳＵ第３条和第７条。这两条的有关规定是：  
    “ＷＴＯ解决争端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中心环节。各成员方认识到，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中心权利与义务，并用按国际公法对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ＤＳＢ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第３条“总则”第２款）  
    １．…专家组有下列职权：“按照（争端当事方引用的涵盖协议名称）中的有关规定，审理（当事方的名字）在…文书中向ＢＳＤ提出的事项，并做出有助于ＤＳＢ按该协议中提出建议或作裁决的规定的裁定。”  
    ２．专家组应指任何涵盖协议或争端当事方引用的协议的有关规定。“（第７条）  
    从以上条文中看持此主张者，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ＷＴＯ司法机制与一般具有综合执法职能的一般法院（如海牙的国际法院），毕竟不同。“如果ＤＳＢ能适用来自其他国际法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条文〕的文字岂不荒唐！”他们还列举了１９９８年的“欧共体影响禽产品进口措施案”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关认为：ＷＴＯ成员之间达成的双边“油料籽协议”构不成ＷＴＯ法，专家组不能适用，但可作为解释ＷＴＯ法的辅助手段。同年的“阿根廷影响鞋、纺织品、服饰及其他物品进口措施案”中，上诉机关也认为：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之间的协议不能修改其ＷＴＯ义务，是不可直接适用的法律。当然，各涵盖协议条款中明文提到的非ＷＴＯ法的条约或国际协议，如“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中多次明文提到的《巴黎公约》（１９６７），《伯尔尼公约》（１９７１）《罗马公约（１９６１）》等，ＤＳＵ第３条第２款明文提到的“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指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公法》第３１，３２条），自然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持此主张者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ＤＳＵ条款有“ＤＳＢ（包括专家组与上诉机关）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严格界定。但是，是否由此可得出结论说，ＷＴＯ司法机制是一个只限于适用ＷＴＯ法的自成一统的“封闭型体制”（ｃｌｏ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呢？这是值得讨论的。  
      
    ３．ＷＴＯ上诉机关的“兼容并蓄”。  
    ＷＴＯ上诉机关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似乎兼容并蓄，汲取了上述两者的优点而避免了各自的缺点。在上诉机关走马上任裁决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标准”案里，讨论如何“按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时，开宗明义说了一句话：不能把ＷＴＯ法“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理解”。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却道出堪称为“至理名言”的警句。ＷＴＯ法原本就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部门；它与国际法既有共性，也有它自身作为国际经济贸易法的个性。我在“ＷＴＯ与国际法”论文就曾指出，由于“ＷＴＯ条约群规定的是国际法规则”，“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基本知识”是无法准确理解的。  
      
    正是这个不能把ＷＴＯ法与一般国际法割裂开的指导思想，使ＷＴＯ上诉机关为ＷＴＯ法引来了一泓清泉，使一般国际法这个内容富有的“水库”中的水源能汩汩不断地流入到ＷＴＯ法之中，成为解释，理解，发展ＷＴＯ法用之不竭的“法律渊源”。那么，上诉机关怎样架起沟通一般国际法中的非ＷＴＯ法与ＷＴＯ法之间的桥梁呢？这座桥的设计是从“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悟出的。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解释”的第３１条规定说：  
    “１．条约应按照该条文用语在上下文中的正常含义，参照该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３．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尚有…（ｃ）适用于当事方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  
    先撇开第３１条中整个“习惯规则”（我将有另文专门讨论）不说，这个第３（ｃ）款中关于适用于当事方“国际法规则”不恰是联结ＷＴＯ法与一般国际法的一条通途吗？这里的“国际法规则”是个有十分广泛含义的概念，按《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第１款表述的渊源即：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判例以及公法学家的著作，都是“国际法规则”的法定组成部分。  
      
    这就表明，ＷＴＯ上诉机关为专家组和它自己在判案中可适用的法律，界定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可直接适用的法律是ＷＴＯ法（“各涵盖协议”的条款等）；第二个层次，按作解释的习惯规则，即以《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规定的四个项目（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学说和判例）为渊源的国际法，作为司法解释的资料。对这第二个层次，现已有专门术语“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解释用的渊源）。  
      
    ４．解释用的渊源  
    在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关裁决报告里，人们到处都可看到“解释用的渊源的广泛应用。例如在１９９８年“海龟案”的上诉机关报告里，这种“渊源”简直辅天盖地，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司法解释风景线。在该案中，原告（印度、泰国等）认为“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指矿产品等有限资源，而不包括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上诉机关在反驳这种论点时，使用起“解释用的渊源”来，可设浑身解数。首先    ，它引用了联合国国际法院１９７１年在“对纳米比亚（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的一句被尊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话：“条约中所含的概念‘在定义上，是演变的’”（ｂ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ｅｒ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指出“第２０条（ｇ）项这个普通用词“天然资源”的内容或所指，不是‘静止’的，其定义是不断演变的。因此应当指出：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中常提到的天然资源包括了活的和死的资源。”并接着引用了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约》第５６条关于“专属经济区”规定中“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内（ａ）对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有探查、看护与处理天然资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的主权权利。”进而，它又引证了一批国际环保条约和案例，诸如现有１４个国家为其成员国的《濒危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其附件１中就把七种海龟列为濒危物种和可用竭的资源。案例则从ＧＡＴＴ时期１９８３年的“美国禁止加拿大金枪鱼及其产品进口”案，互１９９６年ＷＴＯ上诉机关第一个判例“美国石油标准案等一系列案件这些判例都持第２０条（ｇ）项中的“可用竭天然资源”包括活的物种。尤其应指出的是，在讨论该第２０第的“引言”部分时，上诉机关指出：“第２０条的引言实际上是善意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ｎ）的一种表述。而这个原则兼属各国控制行使的一般法律原则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并进一步引用著名国际法学者郑斌教授的名著《国际性法院与法庭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话，指出“凡所行使的权利‘侵犯了条约本身一个成员的条约义务领域时，就必须采取诚信（ｂｏｎａｆｉｄｅ）态度，即合理地行使’（单引号内的郑斌书中的话）。一个成员滥用其条约权利，导致破坏条约其他成员方的条约权利时，这种行为就违反了该成员方的条约义务”。充分适用这些“解释性的渊源”，使得整个裁决报告论证推理十分严谨，而且富有创意，生动活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五、ＷＴＯ司法机制的“缺陷”  
      
    ＷＴＯ司法机制中有两个人皆共知的“缺陷”。所以把缺陷打上引号，是考虑到当年制定ＤＳＵ时可能是有意作为独有特征而不认作缺陷的条款。  
    第一个缺陷是审案过程是保密的（ＤＳＵ第１４条），不公开不透明的。这与一般应公开进行，以利公众监督的原则不同。所以规定保密，目的似乎很简单，鼓励“私了”－－即在任何时候都给予当事方经过协商或调解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这个精神贯穿于ＤＳＵ整个条款之中。  
      
    第二个缺陷是上诉机关缺少一项重要权力，即一般上诉法院都具有的“驳回重审”（ｒｅｍａｎｄ）权。ＤＳＵ规定上诉机关职权时，只说“上诉机关得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和结论”（第１１７条第１３款）。为什么作此规定，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原因不详。  
      
    这个缺陷却给ＷＴＯ司法机制的实际运转带来灾难性后果。原因很简单，如果上诉机关不满意专家组裁决，它只能自己再扮演专家组角色，重新审理。现已形成定例，名称叫“作完善分析”（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就迄今已提出的２１５件诉讼而论，近８０％的案件都提出上诉，而上诉机关发现许多案件的专家组裁决在处理法律适用和解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要由它来“作完善的分析”。因此，上诉机关裁决报告一般都比较长，达１００页以上。个别的如“科达诉富士”案的报告达６５０页。上诉机关七个成员，三位组成一个案件的复审班子，要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必然带来超负荷运转，造成案件积压的局面。即使后来为每位“成员”配备年轻法律专家作助手，也难解这种被动局面。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国际法->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