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法学研究需要想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谈法律与电影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海报


电影《秋菊打官司》


电影《手机》海报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镜头



学术研究是否必然枯燥刻板？是否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君子游于艺”也不失为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多年来，他一直倡导法律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接连发起设立“影像中的司法”和“文学中的司法”两项法律与人文领域的研究课题，提倡一种轻松、诗意的治学方式。近日，由他主编的《影像中的司法》一书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徐昕“诗性正义”的学术、生活态度。

徐昕：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６０余篇；主要成果有独著《论私力救济》、《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译著《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公共知识分子》等；合著《影像中的司法》、《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等。


电影为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记者：能否谈一下您策划《影像中的司法》一书的初衷？

徐昕：这本书是我的一个项目“影像中的司法”的研究成果，收录了有关法律与电影的影评和专论５８篇，所评论的影视作品的内容与法庭、审判、律师、司法制度有关。

策划这本书，当然首先是个人兴趣的原因。我喜欢看电影，又从事法律工作，把两者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很多年前，我就想组织一本法律与电影的书，只是因为工作繁忙而不断往后推。

其次是出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视角。多年来，我一直倡导法律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影像中的司法”和“文学中的司法”就是我发起设立的法律与人文领域的两项研究课题。

出这本书的第三个因素，应该是我所推崇的诗性的学术态度。学术研究既可以撰写严肃作品，也可以有轻松、诗意的一面。学术事业须认真对待，但学术并不意味着苦修，法学并不必然枯燥刻板，它可以是丰富多彩、活泼有趣的。学术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兴趣爱好，甚至一种智力游戏。这样，学者们也许可以活得不那么累。法律与电影，可以提供这样一种轻松地研讨法律的视角和姿态。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我看来，“君子游于艺”，也不失为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

第四个因素，是我想为研究生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影像中的司法》一书中不少文章发表于《法制日报》、《方圆法治》、《中国青年报》、《清华法治论衡》、《法律与生活》等报刊。这不仅使学生满足了“就读期间须发表若干文章”的体制要求，也有助于激发其学术兴趣，提高写作能力，还使其多少有些稿费收入。

记者：这本书号称是“大陆第一部法律与电影的专论”，真是如此吗？

徐昕：这是出版社的宣传策略，但事实也没有夸张。国外有些法律与电影方面的文献，如Thomas Harris的《Courtroom’s Finest Hour In American Cinema》 (1987)，Paul Bergman、Michael Asimow的《Reel Justice: The Courtroom Goes to the Movies》。后者编译成了中文，即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影像中的正义》。台湾元照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了本《看电影学法律》。但在中国大陆，《影像中的司法》一书可谓第一部法律与电影的专论。当然，此前有不少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记者：在常人眼中，法律是严谨的，电影是轻松休闲的，这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在您看来，法律与电影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徐昕：法律与电影确有不同，但至少有共通的一点，即法律与电影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电影用光影声色生动形象地描写生活，法律用严谨的规则和逻辑编织生活。生活是一出戏剧，每个人都是主角，而电影是银幕上的生活，从各个侧面影射甚至细致刻画出社会、历史和人生，是真实生活的再现，甚至可说是生活本身。电影可能涉及各种法律问题，诸如，展示作为人类文化中最理性部分的审判场景，法律人的生活，冲突、纠纷、案件的解决，甚至演绎一段真实的故事，以最贴近民众的方式展示正义的实现，或者揭示实现正义之艰难。电影为法律分析提供了生动形象、活泼有趣的素材，通过电影可以揭示出深刻的法理。电影反映了社会生活，展示了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法律，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当然也包括对法律的误解，因此电影可以是法律人与社会公众实现沟通的另一种途径。

记者：法律与电影的研究如何进行，其价值何在？

徐昕：法律与电影的交叉研究，属于法律与人文、法律与大众文化的范畴。其主要分析框架：一是电影中的法律；二是法律对电影的规制，即电影可能涉及各种法律问题，如名誉权、肖像权、作者身份、版权、电影分级制度、电影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这次我主编的《影像中的司法》一书主要探讨“电影中的法律”。比如，选择《肖申克的救赎》讨论对正义、自由的追求；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讨论律师的角色；通过《因父之名》讨论司法黑暗与人权；通过《我的堂兄维尼》讨论美国的法庭审判、律师和专家证人；通过《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探讨法律规避、法律与秩序等法治问题；通过《卡拉是条狗》讨论法律对民众的侵扰；通过《刮痧》讨论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通过《手机》讨论婚外情、现代科技与隐私权问题等。

法律与电影的研究，其价值主要是提供一种学术视野、方法和姿态。一部好的电影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它可能蕴含着关于社会、人生以及法治的深刻主题。法律与电影，完全可以研究得非常深入。同时，以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也为枯燥的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迎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微言大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趣味、快乐也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为什么不以一种轻松的姿态面对学术呢？而且，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法学研究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


以诗性的姿态对待生活

记者：您的另一个项目“文学中的司法”听起来也很有趣，您如何看待文学与法律的关系？

徐昕：法律与文学看起来相隔很远，法律很枯燥，文学很有趣，法律很机械，文学很有灵气。但两者的交叉研究则是一个极好的组合。法律与文学运动兴起于１９７０年代，美国的詹姆斯·怀特写了《法律的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后来陆续有不少文献，波斯纳也写了本《法律与文学》。就中国人而言，法律与文学领域做得最好的是冯象先生，他的《政法笔记》、《木腿正义》等书影响极大，朱苏力教授最近在三联书店出了本《法律与文学》。

“文学中的司法”这一项目自２００５年底就已启动，目前有些稿件，审稿和修改工作将于今年９月份开始，预计年底完成。选题与法庭、审判、律师、司法相关，且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外皆可，但有关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优先采用。

秉承《影像中的司法》之风格，《文学中的司法》一书也将力图以优美、轻松的诗性语言，贴近大众文化，展示法律的理性，放飞法律的想象，实现法律与文学的有机结合，通过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展示法律和司法的“实践”。我希望，所推出的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精彩。

记者：您在正义网法律博客（http://blog.jcrb.com）上的博客名为“诗性正义”，这表达的是什么态度？

徐昕：博客取名“诗性正义”，这不仅是我追求的学术风格，也表达了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以诗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生活会多一份乐趣；以诗性的姿态对待学术，学术会多一份自由。在《诗性正义：法律想象与公共生活》一文中，我是这样表达的：

正义与诗性，虽然是两个极端：最理性和最感性，最抽象和最形象，最逻辑和最直觉，但两者可以融合在一起。正义的事业，沉重而艰巨；诗性的生活，轻快而浪漫。人生需时轻时重，适时转换角色和心情。既追求正义，也享受生活；既理性分析，也偶发诗性；既勤奋努力，也情怀浪漫；既充满劳绩，也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记者：您对于电影、文学的偏好，是否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徐昕：我想是与兴趣爱好有关吧。我小学时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各种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很有些废寝忘食的样子。不仅爱看，有时也会写些文学性的东西。如今，即便写学术作品，我也比较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对电影电视也非常喜爱，一看连续剧就会牵肠挂肚，往往会到网上找出剧情介绍，先看个究竟。

记者：通过电影、文学对法律进行研究，角度别致有趣，但是因为这个领域比较新，会不会遭到一些误解？

徐昕：确实会引起一些误解。比如，有人就觉得法律与电影的研究没有学术价值。显然，这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学术并不局限于所谓“概念－特征－问题－原因－对策－立法建议”之类的“八股文”，法律与电影的文章也可以是学术论文，甚至在思想性方面还可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另外，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有学术价值呢？写作还可以只是为了记录、介绍、评论或者别的目的。就本人而言，写法律与电影的文章，纯粹是出于一种对灵感的记录。比如，看了《圣皮埃尔的寡妇》，我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希望把通过电影所感触到的关于生存与死亡、生命与人性、罪过与惩罚、报应与宽容、死刑与赦免、司法与民主、程序与正义、法律与人情以及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记录下来。后来，这篇题为《没有断头台的小岛》的影评发表于《法律与生活》２００５年第２４期，《读者》２００６年第５期转载。